■本报记者 王卉

去年底，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

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允许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适度兼职兼薪意味着什么？又该注意些什么？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两会代表委员。

发挥学有余力者潜力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珠三角、长三角，就有一批“星期日工程师”活跃在民营企业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等业余时间，为民营经济和各类企业提供各种兼职服务。而后来的实效说明，某些程度的兼职兼薪的确可以造福更多社会领域。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种明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科研人员或高校教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研究成果、技能，开展社会帮扶也好，有偿服务也好，无论在哪里工作，只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都可以说在尽职。

有些科研成果在本单位没有条件转化，或者有些对社会有用的大项目暂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局部成果，是可以通过科研人员的兼职，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的。从这个角度看，种明认为，这些科研人员扩大了本职（单位）工作对社会的影响，而且他们要完成这些额外的工作量必定需要付出更多原本属于他们个人休息的时间。

“这在解决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肯定会发挥一定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吴金水也认可它的积极意义。

规则先行，避免冲突

不过，兼职兼薪是否会出现与本职的冲突？在几位受访代表委员看来，这一回答是肯定的。

为了防止因兼职而影响或损害本职工作，种明认为，首先应事先明确规则。规则制定要精准、科学，还要有背景描述。这对管理者是个挑战——社会环境在变化，一段时间内有些工作是被鼓励的，时过境迁就可能违规甚至违法。谁都害怕这种情况发生。其次，规则对知识产权问题要用特别篇幅约定。在科研人员兼职的不同阶段，单位、社会、个人知识产权的占比是在变化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张大勇同样认为规章制度事先明确界定很重要：第一避免投机行为有空子可钻；第二对教师、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保护，避免他们由于对政策理解不一致，或是把握得不到位而出问题。

从管理上，种明认为，兼职备案制度有一定的好处。一是单位对自己的研究员、教授在国家和社会所起的作用要了解；二是对兼职者本职与社会服务的比例要清楚。同时应鼓励兼职做科普和科技扶贫工作的科研人员，对此要计入工作量。

单位在管理和评价上要奖惩分明。种明建议，对那些利用单位名头到处忽悠，甚至输出伪科学、假技术，协助造假、行骗的行为要遏制在源头，已发生的则要严惩。

张大勇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兼职兼薪和本职工作的关系一定要把握好，避免出现混乱和大面积兼职的情况。“兼职肯定是一种辅助、调节，不能作为主要手段。”

隐忧不容忽视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吴金水对兼职兼薪也不无担忧。

据吴金水了解，担忧首先是来自于一些科研人员，对兼职兼薪现在只是笼统的规定，尚无其他政策配套，以前的经历对有些科研人员留下了心理阴影和障碍，他们担心一旦遇到不利冲击，会出现乱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

担忧也来自科研单位和高校。有科研成果、发明创造是一回事，能够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是另一回事，技术产业化过程大多很漫长，不是有发明就能立即形成生产力，有些甚至经历几代人，比如从电的发明到广泛应用。作为科研单位来说，目前承担的科研任务都很繁重，有一种担心是，科研人员去兼职做转移转化，把心思和主要精力用于企业，影响科研任务的完成。

同时还担心单位职工心理的不平衡，兼职转移转化做得顺利的人员容易招来“红眼病”，当事人和单位领导也可能招来非议, 做得不顺利的人的保障性问题也不好解决。一个单位，在市场上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的科研成果比率很小，一旦兼职影响了单位的工作，非议可能少不了，怎么摆平大家的不满？还有些人会说，尽管我没有直接贡献，但有间接贡献，那么效益怎么分？

吴金水认为，兼职兼薪，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实则是涉及人的思想、科技、社会、经济、市场等多方面问题的系统性工程，不是简单的科技转化问题，还牵扯到国家政策与社会风气问题。从整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看，也还没有达到充分宽容的程度。

风险还在于兼职转移转化有失败的可能，另外有些人出去兼职一段时间，包括出去做一段时间的扶贫工作或是担任一段时间的科技特派员、科技副县长甚至科技副市长，其单位原有岗位被代替，回来就可能无法安置。

目前科研单位的经费大都够用，科研经费已不是以前那种很少、没有保障的状况，“从兼职兼薪的风险和回报权衡来说，为什么还要去担负更多的风险呢？” 吴金水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