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生

【但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问号：灾区百姓能从血迹斑斑的废墟上爬起来吗？】

“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后，我先后六进灾区走访。第一次是2008年5月19日，耗时十天，总行程三千多公里；第二次是5月30日，耗时十二天，总行程两千多公里；第三次是7月1日，耗时半月，总行程两千多公里。

结束三次走访后，我完成了国内第一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的写作。但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问号：灾区百姓能从血迹斑斑的废墟上爬起来吗？于是2009年5月12日我又第四次走进灾区，走访的重点是北川。此时的北川和一年前虽大有不同，但废墟尚存噩梦依旧，从绝望中爬起来的北川灾民的眼里，依然残留着困惑和迷茫。有一天，我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遇见一位12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双膝跪在废墟上，目光呆滞，满脸忧郁，正默默地为遇难的父亲烧着纸钱。我问小女孩，你现在最发愁的是什么？小女孩告诉我说，自从爸爸去世后，妈妈就病倒在了板房里，一直卧床不起。她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家里要重新盖房子，还差好几万块钱！她很想到成都或者深圳去打工，挣点钱回来，早点为妈妈再盖一间小房子。这位小女孩的话，像针一下刺痛了我的心：地震后的灾区百姓，真的全都站起来了吗？站起来的灾区百姓，又真的能冷静面对过去、坦然面对未来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0年11月21日，我又第五次走进灾区。这次走访，耗时22天，总行程约四千多公里。此次走访的重点是成都市所属的都江堰市、崇州市、彭州市、大邑县四个重灾市县。尽管来之前我已得知，灾区人民不仅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还搬进了漂亮的小区，住进了高档楼房，日子过得舒服安逸，有滋有味。但我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当今许多事情常常让你真假难辨，是非不清。所以我对某些报道很难信以为真。但随着走访的深入，我的疑虑逐渐消失。我先后跑了数十个城镇、乡村、学校和灾后安置点，对数十个镇长、书记、村支书等逐一做了走访。一路下来，我在曾经见证过尸体与坟坑、残壁与破房、血污与泪水、新生与死亡，既没有听见悲伤的哭泣，绝望的叫喊，也未见到无序的惊恐与满地的混乱。所到之处，无论是官员还是灾民，每天来去匆匆，加班加点。他们除了苦，就是累；除了累，便是苦。不少城区、乡村展现在我眼前的，几乎都是漂亮的小区、学校、医院和别具一格的别墅群和商业区。灾区的巨大变化，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依然会扪心自问：我真的看清了废墟上和废墟下的真情实况吗？我真的看懂了灾区百姓的真实内心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0年12月10日，我又第六次进入灾区，选择了一个非常偏远的地震断裂带——崇州龙门山镇，而后在一个灾民家里住了下来，同吃同住，一住就是半月。在这半个月里，我印象最深的，是龙门山那一个个孤独寒冷的夜晚。龙门山的冬季很冷，夜晚更冷，而且非常静，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吠，满山遍野，黑灯瞎火，孤寂无声。尤其有时夜晚走访归来，山路上没有电灯，我只能靠手机微弱的光亮引领着我在崎岖的山道上缓缓爬行。最难受的是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地紧贴着我的后背，冻得我瑟瑟发抖。每当这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大都市里那些利用公权正在推杯把盏、左拥右抱、纸醉金迷的腐败官员们。当然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山里人。在我的感觉中，他们就像一群上帝的弃儿，几乎与世隔绝，千百年来默默地存活在这片土地上，一边忍受着命运强加的苦难，一边追逐着自己梦想的梦想，而外界却知之甚少。

有了上述六进灾区的经历，尤其是后三次，我对后地震时代的灾区，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判断。当然了，如何认识汶川大地震，怎样看待四川灾后三年重建，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和角度；更何况在灾后三年的重建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错误。但是，我认为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容置疑：在震惊世界、前所未有的“5·12”大地震面前，四川灾区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吓趴下，反而从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废墟中“雄”了起来，强忍悲痛，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仅用不到三年的时间便在满目疮痍、血迹未干的废墟上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选自《后地震时代》，李鸣生著，中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