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松

【即便是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那样严谨而持之有故的回忆录，我也情愿当它文学作品来读。】

文学家传记有很多内容大抵不可靠。是因为文学家成名之前个人履历缺少正式记录所致；同时也因为个人隐私让文学家在传记面前三缄其口；更因为作品的纪实与传记的虚构混淆视听。

文学家生活的不规律加上生活记录的随意使读者很难一窥文学家的准确生平。自传和他传都大抵依赖日后的回忆和访谈。记忆的模糊和岁月的久远决定回忆录式的自传和采访所得的传记都不十分可靠。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文学家是有榜样作用的。出于各种考虑，文学家的传记在行文的人笔下对瑕疵有近乎本能的剔除过程。如果是主流肯定的榜样文学家，传记就高大上到不食人间烟火了。比如鲁迅的各种传记。这种意识甚至影响到对外国文学家的介绍。我迄今脑子里的拜伦和雪莱就是革命诗人的形象。

有个人隐私意识的作家至少生前不愿意别人介入他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了解文学家生平的另一个障碍。我阅读文学家传记的时候，遇到难解，往往情愿自行揣度判断，也不愿相信作者的搪塞。文学家自己则有甚至认为个人履历与作品好不相干者，比如海明威。假如不为了“科学”研究，我也认为读者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来体会作品，不必劳烦作家。文学的索隐式解读是窥探文学家生平的根子，于满足好奇心有益，于欣赏文学无涉。因为自己和文学家以外的他人的阅历同样是解读作品的钥匙。正如患者不必追问医生的病历。不知这比方恰当否。

聪明的作家是把传记的成分融入作品的。比如《红楼梦》，读者就很难分清虚实。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比如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加入传记成分至少让读者窥探到作家的阅历深浅。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看法并记录人生体验，既可避免隐私公诸于众，也可借人物的口一陈对万事的真实见解。我读过几种海明威的传，也读过他的大量书信；我挺愿相信海明威的小说是自传。

我对各种传记的兴趣是在四十年的阅读经历里培养的。我情愿相信好的传记作品属于文学而非历史。即便是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那样严谨而持之有故的回忆录，我也情愿当它文学作品来读。因为，曹的回忆录所选述的对象属于他个人偏见的结果。伍尔芙所谓prejudiced reader。《我与我的世界》之所以好看耐读，端赖这种“偏见”。我们所谓“有个性”即此。

一部回忆录假如有足够的文采和学识，它的文学价值等同于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比如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比如巴金翻译的那部《往事与随想》。

我们追求久远的文学梦幻是为了给心灵提供滋养。正如久居被电信诈骗的都市后回到永嘉县南溪江的田园风光。吉光片羽于字里行间就像在野地里发现久违了的野草莓。那份喜悦是回味，是记忆，是芳香。文学阅读之不同于其他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