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作者认为，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是最早接触到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中国人。】

西班牙大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第一卷，是1605年问世的。第二卷发表于10年后，即1615年。鲁迅的不朽著作《阿Ｑ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间，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虽然这两部著作问世时间隔了300多年，又出自相隔万里的不同国家，然而仔细读来，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与鲁迅笔下的阿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存在某种必然联系，这是值得探究的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

堂吉诃德与阿Ｑ，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堂吉诃德是一位破落的乡绅，“他这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脾、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虽说家境破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管家婆……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替他套马除草”。堂吉诃德痴迷于骑士小说，“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见杨绛译《堂吉诃德》）。

至于鲁迅笔下的阿Ｑ，可就有点寒碜了，“阿Ｑ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 “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见《阿Ｑ正传》）看来，按照流行已久的阶级论，堂吉诃德与阿Ｑ不属于一个阶级，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

不过，这两个生动的、不朽的人物形象，尽管各人的遭遇、命运不同，但个性特征却有共同之处。比如当堂吉诃德把风磨当作巨人，奋力向风磨挑战，以致手里的长矛折成两段，弄得人仰马翻；或者他把羊群当成军队，骑着马冲进羊群，举枪乱刺，于是忍无可忍的牧羊人不得不用弹弓将拳头大的石头甩向这个疯子。他被打断肋骨，磕掉几颗牙齿，落荒而逃……尽管一次又一次受挫，堂吉诃德的愚蠢行为只给他带来伤痛，他仍然坚信这些都是魔鬼变的，“跟我作对的混蛋魔法师会这样变来变去的”。他甚至自鸣得意地说：“你瞧全世界还有比我勇敢的骑士吗？我既能猛冲，又能苦战，有本领把对手杀得马仰人翻……”

至于我们熟悉的阿Ｑ，他的故事几乎无人不知，他是鲁迅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卑微的小人物，没什么出息，也没本事，却又喜欢招惹是非，招猫逗狗，吃了苦头，却不长记性。

王癞胡赤着膊捉虱子，他跟王胡挑衅，骂人家“这毛虫！”

钱太爷的大儿子、戴假辫子的“假洋鬼子”远远地走来，阿Ｑ低声骂道：“秃儿，驴……”

吴妈，赵太爷家唯一的女仆，看得起也在赵府打工的阿Ｑ，与他聊天。不料，他竟然 “对伊跪下了”，傻乎乎地说什么“我和你困觉”，闹得吴妈寻死寻活，等等，等等。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Ｑ吃亏的时候多”，书中如是说。或是被王胡揪住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或者被假洋鬼子用手杖毒打一顿。他想和吴妈恋爱的结果更惨：用一斤重的红烛一对、香一封到赵府赔罪，在赵府干活的工钱一笔勾销，还把唯一的棉被当了两千大钱，赔礼道歉了事。

不过，放心，阿Ｑ每一次都会转败为胜，阿Ｑ心里想：“妈妈的，儿子打老子，这是什么世道……”这么一想，也忘掉了一切屈辱和不快，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难怪有人说，在堂吉诃德身上，可以随时看到阿Ｑ精神；在阿Ｑ身上，也可以随时看到堂吉诃德的影子。

由此可知，堂吉诃德与阿Ｑ这两个不朽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个性的共同之处，最为突出的便是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不管遭到何等挫折，不管多大的失败，绝不正视现实，对错误矢口否认，照样自我吹嘘，自己安慰自己。这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吧。

堂吉诃德与阿Ｑ个性特征的相似之处，恐怕不是偶然的。这也就必然扯出另一个问题，即鲁迅的《阿Ｑ正传》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之间有无什么关系？

于是，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本书《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陈众议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4月），该书第三编第二章“塞万提斯”第五节，专辟一节阐述《唐吉诃德》的版本及在各国流播情形，其中也以不短篇幅介绍了在中国的译介。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1902~1909年），与二弟周作人热衷外国小说的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一集、二集（1909年）。

作者认为，周氏兄弟（即鲁迅和周作人）是最早接触到塞万提斯这部作品的中国人。周作人在一本《欧洲文学史》（1918年）的教材里，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此书“揭示人以旧思想之难行于新时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时之讽刺，至今或失色泽，而人生永久之问题，并寄于此，故其书亦永久如新，不以时地变其价值。书中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Don Quixote（堂吉诃德）后时而失败，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现时而失败者，其精神固皆Don Quixote也，此可深长思者也。”（见《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34页，1989年）。

由此得出结论：鲁迅创作的阿Ｑ颇有堂吉诃德的影子。阿Ｑ的Ｑ，既意味着脑壳上的一根辫子，也无意中透露了来自Quixote的第一个字母。而且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有堂吉诃德的影子，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它是更加中国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

作者还列举了很多鲁迅与堂吉诃德有关的例子以及鲁迅对堂吉诃德的分析，足以证明鲁迅对这个人物的浓厚兴趣。

当然，这一说法是否成立，尚有待鲁迅研究专家的指正。

诚如杨绛先生所言：“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活人，不易得全，也不能看得死，更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对堂吉诃德正也如此。这也许说明为什么《堂吉诃德》出版近四百年了，还不断地有人在捉摸这部小说里的人物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