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胡珉琦

地名保护不能靠一味“复古”，盲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动，保护地名文化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4月中旬，《人民日报》评论版刊发文章《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指出：“徽州”（今黄山市）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接着发起“黄山市恢复老名字徽州，你支持吗？”的网络投票。之后，陕西官方媒体西部网紧接着通过官方微博发起投票“西安要不要恢复长安”。

一时间，地名“复古”的讨论成为了舆论热点，而这轮地名恢复的呼声高涨是有契机的。3月22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视频会议，对地名文化保护和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这次会议的亮点之一，就是指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强调地名的文化传承。

然而，地名保护不能靠一味“复古”，盲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动，保护地名文化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徽州”的文化内涵

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会长刘保全说，地名首先是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形态。地名是因地命名的专有名称，所以，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最先是揭示了它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和范围。同时，它的内涵还包括了音、形、义，如果进一步挖掘，还可以揭示地名的语源：地名语词来自什么语种和地名的命名缘由。

他举例道，从古代探究地名语源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我国很多地域的命名是与人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如以地理方位命名的“陕西”“河北”“洛阳”，以地形特征命名的“井陉”“赤峰”“葫芦岛”，以山水命名的 “鞍山”“黑龙江”“涞水”……还有许多则取决于历史的缘由，比如“广州”是三国吴黄武五年从交州分置的，因交州治所名广信，故取名广州。

“除此之外，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和乡土风情等构成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刘保全说，这才是地名语词形成和生存的环境、土壤，它们影响着该地域地名群的形成、采词和演变的规律和特征，可以造就一方地名文化景观。

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徽州”，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地名文化的基本内涵，又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外延。据《黄山年鉴》介绍，徽州名称的由来，不仅因为绩溪有徽岭、徽溪，根据“徽”字的本意“绳索”“捆绑”，还表达了宋王朝企望对这片土地加强约束和统治。从此，这一名称延续了近800年没有变更。

在刘保全看来，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中，这一名称已经成了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亲和力非常强的文化符号。徽州一带的文化基本都是以徽这个专名命名的，徽学、徽商、徽剧、徽墨、徽菜、徽雕、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而黄山是一处与原徽州仍有相当地理距离的风景名胜，更无法承担起徽文化的载体。他认为，改徽州为黄山市，等于切断了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脉络，尤其对热爱徽文化的人而言是一种遗憾。当然，是否恢复徽州这一名称，除了考虑文化传承的因素，也还需要进行全面、综合的科学评估。

老地名为何被随意更改

然而，历史上因更改地名而留下的遗憾时有发生。

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配合文字改革，以及此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外，刘保全表示，主要还是在城市化建设、资源开发和环境整治中，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对地名文化缺乏认知，从而使古老地名随意更改和废止的现象屡禁不止。比如，河北省完县为金代所置完州，以“山川完美、坚固”之意而得名，但在1993年，只是因为外商认为“完”是“完蛋”之意，不予以投资，才更名顺平县。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也指出，还有为了开发旅游，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其中最遭人诟病的就是黄山市的命名。再者，有的地方之间为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资源，而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

最让他感到荒唐的是，类似为避谐音“落马”将“骆马湖”改为“上马湖”的行为，以及城市中充斥的大量“威尼斯”“曼哈顿”这样的“洋”地名。

而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所长宋久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名管理法规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现行的《地名管理条例》于1986年颁布，是计划经济背景下委员会管理体制的产物。《地名管理条例》与当时的管理主体——中国地名委员会相配套，在推进我国地名标准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30年来，地名管理工作的外部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内容和工作机制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在的《条例》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地名管理工作中法律依据不足，管理手段单一，是出现个别地方更名欠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刘保全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21世纪初起，社会对传统文化缺乏自信和自觉的局面开始转变，地方对地名文化保护有了意识，主管部门的把关也更严格，再加上专家论证的参与，随意更改地名的现象相对减少。

宋久成也希望能从修订《地名管理条例》着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地名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武器，使地名管理工作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复古”也是一场更名运动

不容忽视的是，因为地名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重视，有些地区在保护和传承地名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复古”倾向。

但刘保全坚持的观点是，“绝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盲目恢复古地名同样是一种更名运动，容易引起混乱。特别是大的地名，一定要保持稳定。”

宋久成也表示，提倡和保护地名文化的初衷，是引起全社会对地名文化的重视和珍惜，实现地名的相对稳定，是否要恢复历史时期地名时也应遵循一些原则。

一方面是资源吻合。比如因行政区划的调整，出现两个行政区合并时，如果需要采用历史时期的地名，尽可能做到历史地名与当前行政区域相对吻合，尽量不要“大材小用”，也不要“小材大用”。这样做，既有利于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减少和避免不同地区对该地名的争议；同时，接近源点。要使用的历史时期地名的文化源点，与当前政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尽可能接近或重合，避免争议。

从这个角度看，葛剑雄认为，将西安改名长安并不合适。长安作为首都而存在的历史到唐朝就已经结束了。今天西安市的行政区划范围早已不是当年的长安城，而是要大得多。而长安作为西安过去的一个县名，现在的一个区名，并没有消失。如果再考虑到一个大型省会城市更改名称所带来的高昂成本，这项更名提议并不科学。

“事实上，西安本身不属于失败的命名，长久以来，当地人对于该地名也已经逐渐认同，并且在国内和国际都有了相当的认知度，这样的地名也就没有必要再改回去了。”刘保全说。

如何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刘保全在采访中强调，地名保护的原则其实是着重保护还没有被更改过的地名，这是符合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原则的——保护活着的。落实到《地名管理条例》，就是“保持地名相对稳定”，对于“可改可不改”“当地群众不同意改”的地名一定不要更改。实在需要更改的，必须经过充分的专家论证，遵循地名命名的规则，慎之又慎。

作为由联合国决议产生的民族文化遗产，国际上许多国家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国家地名科研与地名工作的重要内容，也给了国内开展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很多借鉴。

比如，荷兰建立了历史地名数据库，以保护和研究地名文化遗产；北欧一些国家大力开展地名文化宣传、保护活动，登记公布优秀传统地名、绘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地图等。还有一些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对地名文化进行保护，如瑞典在修订《遗产保护法》时增加了保护地名的内容，国家遗产保护委员会还专门制作了《地名与遗产保护法：良好地名做法的解释与应用》，向地方和地区部门宣传等。

因此，宋久成在采访中表示，首先要站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认识和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地名文化遗产数据库，建立地名文化遗产重点保护名录制度，健全地名文化评价标准体系，使地名文化遗产得到分类、分级和分层保护；当前，结合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深入做好地名文化普查挖掘、宣传保护等工作，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尤为重要的是，要把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地名法制建设的范畴，为地名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