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涛

【通州是大运河孕育的城市，遗留许多与大运河和漕运相关的遗迹，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据网上消息，北京市的机关单位近年内将陆续迁入通州，可以预料，今后通州的崛起势必也是必然趋势。对于研究北京史的人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由此，我也想到通州的过去、它的兴起以及通州在历史上的地位。

毫不夸张地说，通州，是南北大运河的女儿。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在没有铁路、高速公路的农耕社会，历朝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将全国各地征收的粮食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宫廷、官员和军队食用，还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漕粮”。以此类推，运粮的专用船只称“漕船”；以人工开凿或疏浚用以运输漕粮的河道，称“漕河”或“漕渠”；主管漕粮收缴监押运输的官员就是“漕运总督”了。

起自杭州、北抵京师（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实际上就是运输“漕粮”的“漕河”。当然，它也承担其他大量货物的运输和南来北往的客运。

《中国运河传》（傅崇兰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不仅对历代为解决漕运疏通水系、开凿人工运河的历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梳理，还以较大篇幅重点介绍了南北大运河的历史以及沿河重要的河港城市，其中之一就是邻近京师的通州。

元大都建成后，为了将每年400万石漕粮运到京城，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在北京昌平东南的白浮泉引水修渠，经瓮山泊（今昆明湖）、积水潭，又出文明门（今崇文门北），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164里104步，这条人工河道即是沟通南北大运河最后一段的通惠河。“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描写的正是当年积水潭“舳舻蔽天”的繁华，那时大运河的终点是大都的积水潭（今什刹海）。

据《中国运河传》：通州历来就是大运河的漕运枢纽，早在金代定都（北京称作金中都）时，于金天德三年在潞县治设刺史州，取“漕运通济”之意，名通州，通州的名称由此诞生。不过金、元两代，因通惠河畅通，通州的地位并不突出。

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据《中国运河传》：明代的北京港已不再沿用元代的积水潭，而在通州土坝、石坝建港，在通州建了粮仓，并筑新城护仓，还建一座东关城楼，船家客货必须过关纳税，通州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运河北端终点，也是北京的漕运码头和京通二仓的仓储地。于是，南方来的漕船和商船不再直接进入北京，而是到张家湾码头和通州土坝、石坝卸货，换车乘马再由陆路进京。

由此，从通惠河贯通后，元朝末年在乐岁、广储等仓附近“编籬为城”，这是通州建城的肇始。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潞河以西筑通州城，“砖甃其外，中实以土。周围九里十三步，建垛墙高三丈五尺。共四门，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并在西门外辟地建西、南二仓。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为了城外的大运西仓、南仓安全，又兴建通州新城。清朝乾隆三十年（1765年）又将新、旧二城合而为一，城市面积约4平方公里，人烟辏集，百货杂陈，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那么，明清以来，通惠河为什么弃而不用，以至大运河的北端终点转移到了通州？原来这里有一个自然因素，还有一个人为因素。

自然因素是通惠河水源不足，由于北京比通州地势高（东便门大通桥地势高于通州40尺），因此通惠河建闸24座，河道窄而浅，不易通大船，而水源不足又导致河道淤塞日趋严重。另一个人为因素是，通惠河的上游水源地昌平一带，在明朝定为皇陵禁地，于是从白浮泉引水直接关系到破坏皇陵风水的严重政治问题，权衡利弊，只得放弃通惠河，另辟蹊径——直到明嘉靖七年（1528年），又上引白浮泉，截引榆河、沙河之水，重开通惠河。只是北京城外的河道圈入皇城，漕船已不能入城抵积水潭，只能停靠东便门的大通桥下，故明代通惠河又称大通河。

通州是大运河孕育的城市，遗留许多与大运河和漕运的遗迹，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我心目中未来的通州，不是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而是现代风格的楼宇之间，点缀着别有运河风情的绿荫长堤、白帆点点、荷塘月色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