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辉

《何处相守，何来相安——民国作家的情感和生活》，谢一苇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读大学时念的是中文系。记得现代文学课上每当老师讲到作家们的爱情、生活经历时，坐在底下的一群“痴男怨女”们都兴奋不已，伸长了脖子欲一探偶像“因深于情，故奇于遇”的究竟。但遗憾总是不约而至——到关键地方时，老师给“掐了”！

于是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去图书馆找作家们的传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过一套《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一本一本借出来翻看，但想看的部分总是“阙如”，令人兴味索然。

窃以为，比之其他行当中人，作家群体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但照片是最经看的，他们的情感经历也最值得“围观”。首先，作家都是“痴人”，痴物痴理之外，最是痴情。巴金之于萧珊，三毛之于荷西，金庸之于夏梦，莫不如是。其次，作家的恋爱经历特别“好玩儿”，如东北二萧的缘聚缘散，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倾城之恋”，都有惊世骇俗的传奇色彩、绝佳的“吸睛”剧情。当然，作家爱情最吸引人之处还在于他们笔下的情书堪称独步天下——

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而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胡兰成）

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梁实秋）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张爱玲）

以上文字都是网络上时不时就疯转一气的“最美情书”。对比当下，情感的温润与干瘪，文字的精致与粗鄙，孰优孰劣，高下立见。

新近出版的《何处相守，何来相安——民国作家的生活与爱情》正是这样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情谱”。它选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11位著名作家为描写对象，作者有意避开他们辉煌的创作成就，专就其背后的情感生活妙笔成文，此正可满足许多读者“知人论世”之需。

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学人（作者先后师从钱理群、王富仁两位先生），作者谨守学院派的严谨作风：不猎奇“戏说”，不游谈无根，不哗众取宠，书里的许多材料都取自档案材料、书信集、回忆录，下笔有据，令人信服。有的文字可能是读者未曾留意或难得一见的，如提起曹禺，大家马上想起他的“剧作家”标签，但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一生爱诗，写诗不辍。本书中就写到曹禺晚年病中，住在医院，写过一首《我爱你》书赠其妻李玉茹，十分感人。其他地方作者即便“大胆假设”，同时又“小心求证”，如在写丁玲的一章，作者推断瞿秋白与丁玲可能曾有恋爱关系：

瞿秋白写给丁玲的十余封信，丁玲一直保存着。后来丁玲被捕后，这些信件转存到一个朋友家里。全国解放后，这束信件却丢失了。有人说丁玲与瞿秋白也有恋爱关系，只是这一束信件找不到，似乎很难下结论。

1929年末，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恋爱为原型发表中篇小说《韦护》。“韦护”是作品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在民间传说中，“韦护”是疾恶如仇，专打抱不平的韦陀菩萨，瞿秋白总把自己比作“韦护”，并经常用“韦陀”的笔名发表文章。1930年，瞿秋白曾托人带一封信给丁玲，信中对《韦护》的写作未发表意见，只是在信末赫然署名“韦护”两个字。瞿秋白显然还对那段感情寄有深情。

如此推论，可谓揆情度理，落笔有度。

在记述书中人物的行藏状迹时，作者遗貌取神，较少工笔，颇似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而在文笔的生动多姿诗意充盈上，又很有章诒和《伶人往事》读之唏嘘掩卷沉思的艺术效果。相信这本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鼓励，诚如是，作者真的应该再贾余勇，写出更多的现代作家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