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俊（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让博士后工资再“倒挂”一次

在中科院高能所，入选博士后的收入约为每年20万元人民币，约合3.2万美元。这跟国外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估计4万~6万美元），再加上并无永久职位的承诺，因此吸引到的“一流”博士后还是不够多，但也应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其实，每年2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已经高于绝大部分的副教授、副研究员，实际上是收入“倒挂”了，但短期内却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

博士后作为一个临时职位，不能像学生那样管理，工资也不应该纳入职工或学生的收入体系，而应该由项目和科研经费支持。我们有一个美国合作者，曾经同时收了20多个博士后，光是支持博士后的项目经费支出每年就有100多万美元。而我们一个面上基金，按劳务费比例，只能支持一个博士后一年的工资。从长远看，也许将支付博士后和学生的经费从劳务费中独立出来（或者换个名字），加大支持力度，才是使博士后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

徐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究员）：

另眼看考研：纠结的导师

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为了躲避就业压力，考生是抓住稻草就行，这往往是不明智的。经常听到有的研究生抱怨课题方向不好找工作，其实导师也没办法。社会要发展，科技的各项事业都要推进，就需要冷的、热的专业共同进步，导师不可能根据市场需求而改变方向，能够改变的只有报考人自己的决定。作为导师，明知道自己的方向不是热门，自己也没有欺骗孩子们，但看着孩子们满怀信心地来，满怀压力地行，略带迷茫地离开，对导师的成就感是个很大的打击，导师会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有价值。所以我在找研究生之前都要一再询问他/她是否对本人的研究方向明白并愿意做，即使如此，在研究生毕业时仍然难免纠结。

我这里的工作是跨学科的，对于有兴趣的人，很有挑战性，有意思，但是我根本招不到跨学科的研究生，这是由研究生招考制度的弊端造成。其实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很难推进，因为所有体制都阻碍跨学科研究，包括研究生招考、基金申报、成果转化等各个方面。举个例子，中国的精密仪器为啥不行？由于找不到跨学科研究生，导师也会纠结这样的研究能不能持续。

鲍海飞（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副研究员）：

从事科研的第一课

从事某类科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不仅是要问研究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在哪里。更应该阐述涉及到研究的安全性、环保性，甚至伦理性以及相关的、甚至对社会和对个体心理的影响问题。对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认识，这不仅涉及个体的认知程度和道德良知等问题，也涉及政府机构的把控和认知高度。几年前，动物克隆的研究成为风靡一时的研究，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部门曾要开展人的克隆计划，但遭到美国政府的制止，因为这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还不只是伦理性的问题，可能还涉及到人类遗传安全问题等，如果克隆计划再遭到不端组织的恶意利用，那么其对人类的影响将不堪设想。

人们在科研的道路上，往往是希望开放式思维，而这里，我却想说，不仅要有开放思维，更应该做闭环思考。不仅要想到科研内容所能带来的好，还要想到它带来的坏；要从利弊、正反等方面来看。科学的研究，即包含了个体的兴趣，也包含了时代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国家的安排、布局与重视高度。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