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报记者 韩天琪

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在剑桥寓所内与世长辞。身后留下至今令国内学界充满热情的“李约瑟问题”和七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后者的相继出版对中国和西方科技史界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2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李约瑟的人生和事业，依然可以引发我们对文化多元性和科学普适性的深思。

科学与信仰：事业的起点

与大多数出生在爱德华时代知识分子家庭的英国人一样，李约瑟的一生开始于在科学与信仰之间寻找平衡。身为医生的父亲为他提供了这样一种生活场景：一方面教他地理知识、植物分类，另一方面在安息日带他去教堂听牧师布道。

“受到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李约瑟成为一个‘科学进步论’的坚定信奉者。他与当时在剑桥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这导致他投身反法西斯运动来到中国领导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后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首席主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钝这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但与此同时，李约瑟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是中国古代哲学之外李约瑟思想的两块重要基石。他对非西方文明的理解和同情，来源于如下的信念：科学是全体人类的共同财产，自然的统一由科学的统一所反映，而后者不过是人性统一的必然结果。”刘钝接着说道。

《李约瑟——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人》一书的作者Simon Winchester相信，正是这种“架桥”的技艺，帮助他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铺路架桥的能力得到举世公认。

中国与世界：《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工作，是他7卷本34分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和“李约瑟问题”，然而在刘钝看来，国内学界迄今为止对“李约瑟问题”的热情解读却是一份难解的“李约瑟情结”。

“毋庸讳言，这里所说的‘李约瑟情结’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刘钝认为这种“情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树碑立传，二是将其写作SCC的最终目的理解成回答‘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三是为中国的历史由外国人书写的事实感到不安。”

按照刘钝的理解，李约瑟工作的意义远远不止“中国古代”和“科学技术”的范畴，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把中华文明作为非西方文明的一个样板展示给西方读者，以佐证其新人文主义和科学进步论的理念。“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式的问题，作者借助它展开自己对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的思考，即使他本人给出了最终答案，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能够对其答案作出“对”或“错”的判断。

事实上，从198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式启动“由中国人书写的中国科技史”计划到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出版，在多学科的结合、实验手段的应用、考古新发现的掌握、史料的发掘、古文献的考辩等方面，我们肯定有胜出李约瑟之处。

那么，李约瑟的工作其真正意义何在？

“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评价中国古代科学而令西方学界耳目一新而言，李约瑟的工作无疑是影响深远的。”刘钝说道。

历史与现实：走向文化多元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们对处于权力中心的文化、群体和种族的反思，“欧洲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男权主义遭到了文化多元论、种族平等和女性主义的诘问。

李约瑟的工作，恰恰消解了“西方中心主义”。

刘钝认为，SCC和“李约瑟问题”的意义之一就是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史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有力的批评。

正如李约瑟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的溪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

由此观之，非西方的文明并不一定是“落后”的，近代科学不过是众多不同科学和文明的融会，科学史也因此不再是某个国家的科技发展的“里程碑”，而是世界意义上的科学史。

“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倾注更多的人文关怀，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允许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并存，这些都是李约瑟通过其著作向人类传达的精神财富。”刘钝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