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高考已经是整整五十年以前的事情。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高考的模样看上去没有很大变化，仍是填写志愿，拿着准考证走入考场，去做卷子，然后等着发榜。实际上，很多做法已经大不相同。想着当年的高考，看看今天，作一下对比，也很有意思。

■冯大诚

1上大学还是下乡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苏州市，现在很多人都很羡慕这个城市。当时是一个问题很多的城市，1949年以后，人们把这样的城市称为“旧中国的消费城市”，它没有国家需要的重工业。国家并不往苏州这样的城市投资，城市建设非常缓慢，就业机会极少。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大概全国这样的地方很多，于是，国家就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3年，苏州市已经开始把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动员到农场去劳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和《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两个文件。文件指出“一九六四年全国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的计划控制指标，就是本着上述精神编制的。全国计划安置八十三万人（家属约占百分之四十）”。1964年大学招生录取名额是十五万人。这样，我们那里就进行了全面的动员，班主任老师奉命家访，告诉家长，“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大学就要下乡当农民。当年我们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2复习备考

那时候，不像现在提前一年备考。七月高考，上课一直到五月。我的母校苏州中学，当时称苏州高级中学，在全国也是数得着的好学校，但也是一所出了名的“放羊”学校。它向来“脸皮厚”，不大重视升学率，几十年来，它的升学率一直比那些不知名的江苏省长江以北的学校低，直到现在仍如此。所以，我不记得是否做过高考的模拟卷，也许有一次？不记得了。那时候高考分文理科，“理工医农”一科，“文史”一科，但是上课不分班。

到了五月，课程结束了，个人自己复习。可以到学校复习，也可以自己找地方。我们六七个谈得来的同学找到一个绝妙的好地方，就是在学校斜对面不远处的沧浪亭。这是一个全国闻名的古典园林，宋代的苏舜钦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沧浪亭记》，沧浪亭上的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能够勾起人们的遐想。当时，园林里极少有游人，即使到苏州的人也大都到拙政园、狮子林，极少有人去城南的沧浪亭。那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子发出的呼呼声。我们为了好好复习，三分钱的门票也还掏得起。那时候，园林里的那些考究的桌子椅子是可以随便坐的，只是不让移动。不过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翠玲珑”边上的走廊上，一则是回廊上光线亮，二则是“翠玲珑”那边游人极少。偶然也会到东南角的“闻香妙室”，那里原来就是主人读书的地方，很是僻静。我们所看的书，只是教科书，没有任何“复习资料”“练习册”。我们这六七个同学中，有考理工科的，也有考文史类的，偶尔相互讨论一下。休息时同学们则天南海北随便聊聊，到“看山楼”上四处望望。我记得这样的时光似乎有二十来天，把高中三年书上的内容大致捋了一遍，书上的练习题都做了，自以为基本上都弄通了。这是我在高中三年中印象最深刻，也最美好的一段学习时光。

3填写志愿

大概在五月份填写报考志愿表，我父母亲没有过问我报考的志愿。他们从来不过问我学校的事情，只是每个学期看一下成绩报告单罢了。我的成绩除了体育外一般都是4分或5分，所以，他们也不发愁我的学习成绩，他们只发愁什么时候交学费。我和我同学对于报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自己也不清楚，只是知道报理工还是报文科。关于各高校的情况，每年都有一本小册子，薄薄的，介绍各个大学。看不看其实也关系不大，在我印象中，我看了以后的收获就是知道了有些学校不能报考，例如大连海运学院，因为我的体重还不到50公斤。身体发育晚，刚刚开始长个儿。

由于自己不懂，就去问班主任，一位教了我们三年的数学老师。她建议我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当时中国科技大学还在北京，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一类的问题，老师说报什么就报什么。志愿表分两张，一表是重点大学，二表是非重点大学。同学们议论，像北大、南大之类的毕业后都有当中学教师的可能（那时候在我们心里，北大绝对没有什么神圣感），科大是科学院的，将来分配全部在科学院，进科学院当然是那个时代学生的理想了。一表要填十个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听老师的，是中科大。第二志愿以下就自己随便乱填了。还记得很清楚，我第二志愿填的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因说起来很可笑很幼稚。我想得很简单，那个学校是8年制的。当时，其他大学都是五年制的（除了师范学院），我的年龄小，比国家规定上学年龄的同学小两岁，因而不怕多上几年。其实，我对那个学校一点也不了解，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研究生之类的事情。当时很多学生填志愿都这样胡来。

4考试

考试时间在七月份，具体日期记不得了。我所在的考场就在我的母校，我就像每天上学一样去考试了。为了郑重其事，我借了一块手表，这是我手腕上第一次戴手表。从我家到学校大约有两公里路，走二十多分钟。不到七点钟就离开家了，当然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所有人都是自己去，那时候不认为高考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以想象，如果有人高考还要家长陪同，这个人一定是有病，没有病的话，他将来还怎么见人？不被别人笑话死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装着有线广播喇叭，马路上也没有什么汽车，所以，一路上能够听到有线广播的内容。到7点钟的时候，广播里会发出“嘀嘀嘀”的报时声音，然后说“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七点整”。这时候，第一次戴上表的我，不由得抬起手臂，核对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街上的不少行人，也同时做着一样的动作。当时，每逢考试，老师总在黑板上画一只钟，每过十分钟，便更改一下钟上的指针。

至于我是怎样走进考场，怎样考完交卷，如今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大概就如平时考试差不多，所以留不下深刻的印象。

5发榜

收到邮局送来的录取信，已经是8月中旬的后期了。那时没有特快专递，而有特种挂号（现在已经看不见这类邮件了）。中间有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告诉我8月29、30日到北京玉泉路19号报到，北京火车站有接站云云。还有两张可以粘贴在行李上的标签纸，上面印着“中国科技大学新生行李”的字样。

6背后的手

那时候的高考，考生并不知道自己的考分，所有的考生都不知道，也无处可查询。考上就考上了，考不上也不会知道原因。毫无今日的“公平、公正、公开”之言。考不上大学的原因，除了考试成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对于有些人是致命的原因：政审。

政审，就是政治审查。十几岁的中学生，政治上会有什么问题？审什么？家庭出身。那时候填任何表都有这一栏。农村人，土改时定下什么出身就是什么出身：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还有什么工商地主等等。城市里人则自己填写，老老实实写，资本家、小业主、职员、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城市贫民、工人、小商人、小贩等等。在每个人背后都有另外的、自己永远也不知道的政治审查，审查到每一个人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历史表现。

高考政审的结论，就是有些人不得录取，有些是限制录取。对于不得录取的人，考试成绩再好也等于零，而且不告诉您。您可能以为考不上的原因是考得不好或者志愿填得不合适，明年再继续努力，同样还是百分之一百地白努力。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直至今日，没有人为当年的事情作任何解释，很多细节对于我们仍然是一无所知。当年的参与者也极少有人出来讲一句话。

7后来的趣事

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大家都下乡劳动去了，我因为身体原因，留在学校帮系里的教学干事做杂活，主要就是誊抄成绩。在那里，我见到了我们年级所有同学的高考成绩。

我们班有三个人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其中一位跟我一个系，还分到一个专业，仍然是同班。我们两人的高考各科成绩都差不多，高的都高，低的都低。最低成绩是政治，我只有53分，他也只有52分。远远低于我们的其他成绩和其他人的政治成绩。这似乎说明高考成绩与每个学校的教学情况有关。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恢复高考。那时，我正在沙漠草原深处的一个农场，不少“知识青年”也都跃跃欲试要参加高考，但是，已经十多年没有高考了，谁也不知道高考的试题是什么样子。一位知青已经做到了农场党委的组织干事，他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我的高考试卷（当年的高考试卷竟然是要装在个人档案里！）于是就拿出来作为“模拟卷”抄写，当然，有些题目还要我做辅导，于是，我有幸见到了自己当年的高考试卷。能有幸再次见到自己当年高考试卷的人应该不会多。

五十年，一眨眼就过去。看看这五十年前后的高考，现在还是进步了许多，特别在“公平、公正、公开”方面，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招生的人数也已经从15万增加到了700万之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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