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锐
4月20日，有媒体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取消36所市属学校中小学行政级别，其48名校长不再有科级、处级的“官衔”，取而代之的是特级、高级、中级、初级4级10档的“校长职级制”，力图实现教育家办学。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实行“校长职级制”，一方面可以让校长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等工作，使其逐步摆脱长官意识，向教育家靠拢；另一方面，这项制度破除了因行政级别高低不同而形成的障碍，有利于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均衡学校乃至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这也是西方国家学校的普遍管理模式。
然而，虽然早在1993年上海市两个区就开始率先试行，此后中山、潍坊、宝鸡等城市也先后施行，但从实践上来，能够真正执行“取消校长行政级别”政策的省市并不多，更多地区持观望态度。青岛实行这一制度成为新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事的稀缺性。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这项制度与当下国情有相悖之处。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学校的发展符合教育规律，减少行政力量对学校的干预，最终建立起以“政校分离、产权明晰、法人地位、办学自主”为特征的现代学校管理制度。
但在现实中，学校在经费划拨、治安、招生等方面均需其他政府部门的支持。行政级别往往代表着社会地位和调动资源的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单位处于一种难以言说的“领导者”状态，而行政级别低的单位则很少干涉行政级别高的单位。如果学校行政级别被取消，而其他部门却继续以行政级别“看人”，则学校在获取财政支持等方面很可能会被打折扣。
事实上，目前就有人反映取消行政级别使学校变相“被矮化”。例如，有业内人士曾撰文指出，对于一些此前拥有行政级别的中小学，特别是行政级别为科级的学校，乡镇政府很少直接管理这些学校内部事务，比较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但后来中小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后，学校不再有行政级别的保护伞，学校受到了乡镇政府的强力控制，就是政府的普通办事员也能够训斥校长。”此语或许有些夸张，但也说明行政级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保护伞，是一种权力制约的手段。
所以，“校长职级制”固然具有种种优势，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但仅仅从教育系统入手，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摘掉校长的“官帽子”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一项政策的施行都需要一个完整的系统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做的，在微观上，是建立科学有效的教育评价机制，让学校和校长能够免受政府的财政、人事影响；在宏观上，则是国家需要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从全社会的角度淡化行政级别所带来的利益。否则，“校长职级制”或许难以摆脱“叫好不叫座”的窘境。
《中国科学报》 (2014-04-24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