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卫民
[在强调“出成果”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历来重视“出人才”问题。在抵御“左”的干扰，营造宽松氛围，尊重、关爱、保护人才方面，许多院、分院、研究所的领导都留有佳话。
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对该所副研究员刘育民的保护即是其中鲜为人知的一例。
事情得从巴甫洛夫学说学习运动说起。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号召中国生物学界“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以及因它的“指导”而获得“伟大的成就”的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等。中国生物学、医学界广泛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运动由此起步。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中央卫生部于1953年8月21日至9月29日在北京举办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以下简称学习会）。来自全国各地的107位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各科教授、研究人员及临床高级医生和163位旁听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认真踏实地钻研巴甫洛夫经典著作”，并撰写了学习总结。
跟其他学员一样，中科院生理生化所年仅32岁的副研究员刘育民向学习会提交了学习心得。结果，他那份并非仰视，而是对巴甫洛夫提出了商榷意见的心得让某些人感到不快。基于“刘在学习中一贯消极，态度始终没有端正，在写心得时更坚持其错误的看法，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所对全国生理学界来说应有思想领导的责任”，学习会“建议科学院对刘育民进行教育，并考虑展开讨论”。
1953年12月初，中科院把学习会的工作报告转给了生理生化所，指示该所对刘育民所写的《学习巴甫洛夫学说以后》进行讨论，并将结果报院。批不批判刘育民？这是摆在所长冯德培面前的一个问题。不处理在学习苏联运动出现的这起涉嫌“反苏”“反对巴甫洛夫”的事件，中科院的有关领导和他都将承担不小的政治风险。可如果顺从学习会的建议批判刘育民，又很可能会断送这个青年科学家的前程。
冯德培深知刘育民的个性和才能。刘于1946年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冯德培的领导下工作。他对政治缺乏兴趣，只关心科研工作。他实验技术很好，工作非常认真努力，很有培养前途，1952年就晋升为副研究员了。
冯德培也熟悉巴甫洛夫的学说。1949年9月，作为中国生理学界的代表，他曾亲赴苏联参加巴甫洛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可他不愿意盲从任何权威，并不承认巴甫洛夫学说能概括全部生理学。
冯德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2月9日，他在研究所主持了一个报告会，并致开会词说：“今天，我们请刘育民同志报告。一方面是继续我们原定要做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执行院方的指示，因为北京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对刘同志的学习心得有意见，要我们讨论。院方鼓励学术上自由讨论。我们只希望把刘同志的文章搞清楚。如果它有错误，主要的错误在哪里？这个要求应该是这个会所能达到的。”
整个会议得以在平和的气氛中进行，大家并未把学术思想上的认识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对刘育民进行人身攻击；而刘亦可答辩，可解释，可保留意见。最后，冯德培作总结发言说，刘育民文章的问题已经大体上搞清楚了，而刘本人也基本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会议达到了原定的目标。
1954年1月28日，生理生化所将刘育民问题的讨论结果上报中科院。4月12日，又将其转给了巴甫洛夫学说研究会。刘育民事件到此算是较好地解决了：生理生化所给了巴甫洛夫学说学习会、研究会面子，而刘育民尽管一度有些消沉，却并未因此而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不久，冯德培派遣他去瑞典进修一年，他又变得重新精神焕发起来。
在处理刘育民事件上，冯德培是有勇气、有智慧的。在“左”的倾向占主流、不是依照法律而是依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国家的时代，对于来自外界的“左”的干扰，完全不予理睬是不现实的。但通过严格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明批评、暗保护，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冯德培守住了自己的良知。
《中国科学报》 (2014-03-07 第19版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