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新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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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国“教育病”


 
对于《吾国教育病理》,有读者给出16字评价:一剑封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畅快淋漓。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科场现形记》,郑也夫编,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写有《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阅读生物学札记》《知识分子研究》《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著作,从书名可以看出,郑也夫涉猎的领域不限于社会学。这次,他再次转向中国教育,花了几年时间,对中国教育作出“诊断”——写作并出版了《吾国教育病理》,同时组织他的学生作中国教育的调查报告,结集成《科场现形记》。
 
超龄“愤青”的拍案之作
 
对于《吾国教育病理》,有读者给出16字评价:“一剑封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畅快淋漓”。
 
病理是一个医学名词,考量的是病症最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疾病发展的过程和原理。
 
中国教育问题由来已久,多年来一直成为社会各界众矢之的,可问题出在哪儿,如何解决,却莫衷一是。
 
郑也夫对此非常愤懑,愤懑之情也成了他写作《吾国教育病理》一书的动力。这位超龄“愤青”的愤懑之情有两方面,“之一是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
 
于是,郑也夫“毅然”上路,经过三个月的恶补,在2010年9月开设了“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课程。从2010年秋至2013年初,在读书、构想、授课、讨论、问答多个环节构成的教学相长中,书稿渐渐成形。
 
郑也夫说自己是一个“思想者”,尽管教育这个话题和现实很近,但他没打算写成“技术流”,他希望“作品中能呈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大道理,同时还不时地呈现出这样那样的一连串小道理”。
 
例如,郑也夫提倡消极的教育观。何为消极?具体说就是,“教”消极一点,重点在“学”。郑也夫解释,在《论语》里,“学”出现了56次,“教”只出现7次,而且“教”意思和今天的也不同。因此,他认为,学生是靠“学”不是靠“教”,学校里“教”不应该是教科目的知识,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学”。
 
又如,独子政策是高考热无法降温的根源;过度复习是摧毁创造力的利器;意志力的缺乏是当代社会的精神癌变;科技史是打通文理的金桥;行政化与单一化是孪生兄弟等等。
 
在这本分析中国教育的著作中,郑也夫提出两个关键词,代表着两个主题,也是本书两编的题目:分流、放权。分流讨论的是中国教育的主症,分析“学历军备竞赛”及其解决之道。放权讨论的是中国教育的生态。其特征是行政专权,其后果是多样性的全面丢失。他认为,分流不成与多样化丧失,相辅相成,摧毁着中国教育。
 
素质教育是伪命题
 
众所周知,素质教育是教育界给中国教育开的一剂良方。没想到,郑也夫确定中国教育的真问题时“是从判定‘素质教育’系伪命题发轫的”。
 
“素质教育”一词宣扬了20年,可是,从学校、教师到家长、学生,施教者与受教者却不买账。那么这话语何以流行呢?郑也夫认为,这是因为它来自高层。“一方面是官场的逻辑使然:逐级传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另一方面是官方挟持媒体的力量,从报纸、刊物到电视、广播,竞相宣传,连篇累牍。因此有了如此吊诡的二律背反,一个最高频次的话语却完全无法进入实践。”
 
郑也夫对“素质教育”的解析分为两步,先是语义,后是实践。
 
从对“素质”一词的语义分析,郑也夫又得出“素质教育一词有语病”。然而,语病本身未必是大事。值得警惕的是,不要被一个当初误用的关键词牵引,轻视天赋,以为教育万能。
 
郑也夫无法释然的是,“应试教育是什么谁都明白,而素质教育是模糊的,其本身的模糊导致其目标和手段都不够清晰”。例如,发展音乐、体育、美术,是发展素质教育重要方面。于是郑也夫问道:“主科的教学不是为了提升学生的素质吗?”
 
郑也夫认为,现行学校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与素质教育的批判无大矛盾。问题不是出在教育的设计,即“意识”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教育“实践”的层面上。
 
如此说来,素质教育不但不是良方,还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郑也夫说是“学历军备竞赛”。换言之,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学历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
 
从“应试”追踪到“学历军备竞赛”。貌似同语重复,实际上郑也夫寻找的是产生应试的机制和生态。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也认为“对教育沉疴作出了‘学历军备竞赛’的诊断,很有说服力”。
 
稚嫩的“手术刀”
 
郑也夫在北京大学开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课程的同时,还指导选修该课的学生撰写教育现状调查报告。《科场现形记》正是选其中优秀者编辑而成,分为6个部分43篇报告。杨东平看后“不由得眼睛一亮,心生惊异”。
 
尽管是稚嫩的学术新手,但杨东平认为他们“训练有素地操弄着社会学的手术刀,从一个个很小的切口入手,对教育切片取样、扫描透视。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叙事、描述为主,加以归纳和分析,几十篇论文如同对教育病的一张张彩超和CT,不动声色而深刻入微,呈现出清晰的病理,时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发现”。
 
书中呈现出不少人们想象不到的事实,例如对于那些制造着高考神话的超级中学,作者揭示了它精确到每一分钟的教学管理,如34分下课、38分下课之类。还有这样的细节:有的学生睡觉不脱衣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高中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的学生居然不在少数。
 
还有像奥林匹克竞赛班的记忆、高考加分门、高考移民自述、复读班、逃离重点班、一所中学教改中的导师制、寄宿教师家庭、乡村学校迎检过程、北大自主招生等等,呈现出当前中国教育的种种。
 
杨东平认为,这些“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如同趴在地上取景那样,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教育研究中人文性的旁落,复杂社会关系中人的命运、情感和温度,日渐为“纯科学”的数据、模型取代和湮没。杨东平不禁感叹:“也许,这就是非教育学科的北大社会学的青春学子对教育研究所作的最重要的启示和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4-03-07 第18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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