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兰
近日，网络上一则消息发人深思：深圳某公司一名年仅35岁的女士突然倒在了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出口的台阶上而一直无人敢扶。事发近50分钟后，被赶去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认定为已经死亡。
这被定性为又一起“扶不扶”事件，围观群众“救人须谨慎”显然已经成为了某种很合乎情理的解释。但在笔者看来，这与老年人摔倒“不敢扶”的情形并不完全相似。地铁监控可以清晰记录乘客倒地的过程，救人显然不涉及潜在的责任纠纷。距离地铁口最近的医院不过5分钟路程，而120 却是在该女士倒地15分钟后才接到地铁工作人员的电话。
人们是否思考过，所谓的合理解释也许只是在替自己寻找的一个借口。
社会心理学家达利与拉丹曾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以关注面对群体危机时，在没有权威主导的情况下，个人会有何反应。
在一场有多人参与但彼此隔离的访谈中，假扮患有癫痫的学生在轮到自己发言时发病，每一个受试者都能听到病人的呼救，但无从知道彼此的反应。结果显示，只有31%的受试者采取行动帮助这位患者。
而当达利与拉丹调整“群体人数”后再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受试者若以为当时在场者有4人以上，就不会采取行动帮助受害者。若认为只有自己在场，则85%的人会在3分钟内采取行动。有意思的是，不论群体人数多少，受试者若在3分钟内未作出反应，那么往后也几乎不可能这么做。
实验心理学告诉我们，紧急事件中，人越多越难作为，时间越久只能让人更加麻痹不作为。这并不全是道德的责任，本质上与人性有关。
心理学家推测，没有采取行动的人并非冷酷无情，而是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行动。他们内心充满矛盾，犹豫不决。这种情绪反应，反映了其内心持续不断的冲突。
此外，这还与群体效应中的责任分摊有关。越多人目睹一个事件，个人会觉得责任越少，因为有越多人在分摊，因此，每个人都在期待别人能先行动。而由于法不责众，更让群体事件中，推动个人作出积极行动的外在压力减小。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不救”还是“不敢救”，本质上在于人性的弱点，那些外因不过是“催化剂”而已。不过，认识和承认人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由人性的弱点支配我们的行为。
社会学家比曼在达利与拉丹的实验之后，找来一群大学生，让这些学生观看那些实验，使他们了解助人行为的五个阶段。首先，你要觉察到有事情发生，而你可能帮得上忙；通过你的理解，你认为有人需要帮助；然后，你的责任心告诉自己应该帮忙；终于，你作出判断决定要怎么做；于是，你采取了行动。结果显示，跟那些未接触过相关教育的学生相比，受过相关教育的人主动助人的比例远远高出前者。
这也是在告诉围观者，遇到类似的突发事件，需要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你的行动，也许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中国科学报》 (2014-03-07 第13版 科普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