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裕生在矿上
■本报记者 冯丽妃
他曾有一个理想，一生研究500个矿床，这个数字现在已达450多个。他说他还有40多个矿要看……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伴随着问候，是他招牌式的有力的握手。
他是德高望重的院士，曾担任过大学校长，获得过何梁何利奖。不过，这些名誉并没有让他拒人于千里之外。朴素、平易近人，是他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从1952年至今，他从事矿床学教学科研工作已超过一个甲子。得益于数十年来野外地质工作的锻炼，尽管已至耄耋之年，他依然身形健朗，精神矍铄。
他曾有一个理想，一生研究500个矿床。这个数字现在已达450多个。他说他还没完成任务，还有40多个矿要看，还要继续研究。
为了梦想，84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翟裕生依然如60年前的那个“毛头小伙儿”一样，出野外，下矿井，钻坑道，实地为矿藏“把脉”。
从“无关雄心” 到临危受命
中学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对翟裕生的成长产生了尤为深厚的影响。至今他还记得语文老师裴学海先生以“裕慰苍生”为立意，为他取字“慰苍”，希望他“以天下为公，以服务广大民众为己任”。
“一开始我并没有像裴老师所期望的那样，因为裕慰苍生的崇高目标与雄心壮志才选考北大地质系。”翟裕生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言。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学地质能接触大自然，可以游山玩水，走遍祖国名山大川。
随着对地质学的逐渐了解，翟裕生逐渐发现这门学科奥妙无穷，研究也“越钻越深”。1950年，在马杏垣教授的带领下，他参加填制了人生中第一幅1：50000地质图——密云县镇罗营幅；1951年，在张炳熹教授指导下，他参加了第一次矿区实习，与其他两位同学共同完成了对鹤岗煤田的地质调查和储量计算工作。
1952年，翟裕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担任矿床学助教。他参与了张炳熹先生领导的湘、赣、闽、浙四省成矿规律研究项目，共同提出构造—成岩—成矿带的概念，被评为我国60年代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
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苏方原拟派来讲授矿田构造课的专家不再来华，国内矿田构造学课程因此一时之间面临无师授课的危机。在此关头，翟裕生被“临危受命”。
为了给国家“争口气”，他深入东北等地的老矿山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搜集典型事例。一次，他独自在坑道内观测，研究兴起，全然忘记了周围的环境。当他作完记录，前脚刚走过矿口，采矿场内的矿石就“哗啦啦”地滚了下来，他与“死神”擦肩而过。
经过辛苦调研，翟裕生带着一大摞第一手资料返回学校。他系统地参照对比苏联和欧美同行的矿田构造文献编写讲稿，所授课程大受学生欢迎。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陈毓川、李文达等地质学者顶风前行，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研究，在1972年至1976年间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这一阶段的创新成果，对此后我国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到推动作用，项目研究获1978年中国科学大会奖。
秉烛照人 以生为先
“无论处在哪个岗位，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热爱学生。”这是翟裕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他对此同样身体力行。
1985年，翟裕生从武汉地质大学调回北京，主持地质学院二次建校，先后担任地质矿产部北京地质教育中心主任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首任校长。
彼时，一切百废待兴，学校教学硬件不足是家常便饭。为了学生的健康，翟裕生决定把办公楼让给学生做宿舍，和教师们迁到阴冷潮湿、供暖条件很差的平房小院办公。部里拨了十万元，按指标可以买一辆新“桑塔纳”做公车，他们舍不得花，省下钱去装修教学实验室。学校住房困难，翟裕生全家在筒子楼住了18年。
在翟裕生看来，热爱学生首先就要教好学。“教学是个良心活儿。每一批学生、每一个班级、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点，应该对学生负责，因材施教。”他常说。
教学60多年来，他的讲稿从未重复过。他总是把科研中的新成果和经验纳入教学内容，力争使授课内容既新鲜又实在，启发学生的兴趣。
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他的第一个博士生赵永鑫的学位论文完成后，因为担心自己的研究观点和老师相左，迟迟不敢交给他看。翟裕生知晓后便与赵促膝长谈，打消了他的顾虑。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对就听谁的，没有学生因此而冒犯老师的说法。”翟裕生说。为了搞清楚具体情况，他特地再去矿山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赵的观点有一定依据，便支持鼓励他将观点写入论文中，并出资帮助他将学位论文作为专著出版。
至今为止，翟裕生教过的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除本科生以外，单单硕博研究生培养人数已至76人，博士后10人。如今，他仍在这个岗位上乐此不疲地工作着。
愈老弥坚，探索不懈
“翟老师对科研的饱满热情和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弟子、地大副教授王建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
1990年，60岁的翟裕生已功成名就，本可以颐养天年的他再一次踏入新的研究征程。他辞去了地大（北京）校长职务，继续耕作，近40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上的不倦探索使他进入科研高产期。
据初步统计，1990年以来，以他为主要作者或主编的出版物包括《成矿系列研究》《区域成矿学》《成矿系统论》《矿床学》等15部教材与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140余篇（部），占他研究成果总数的2/3以上。
1999年，69岁的翟裕生以其出色的科研成果和高尚人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已近古稀之年的他却仍不服老，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球科学不断朝系统化的方向发展。翟裕生以其特有的敏锐科学洞察力认识到，要想推动我国矿床学研究，也必须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矿床学研究，并将系统理论引入成矿学研究。
2010年，已至80岁高龄的他将成矿系统理论和研究思想进行总结，出版了《成矿系统论》一书，构筑了成矿系统理论基础，使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走上一个新的台阶，被同行广为应用。
2012年10月，翟裕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60余年矿床学研究成果再次得到肯定。他把20万元港币奖金全部捐赠给了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按理说，翟老师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是他现在探矿的精神劲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足。”对老师的“倔性子”，王建平颇为无奈地说。
如今，已是84岁高龄的翟裕生仍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一线。他希望自己可以再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科研骨干；对自己已获得的科研成果再加以检验和修正；对国家相关地矿工作提出建议，贡献力量。
“科研是无止境的，是世代传承的。我希望自己做好我这个环节的接力！”翟裕生说。
《中国科学报》 (2014-03-07 第11版 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