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庆
中国科学报：10年前，当广西发现禽流感疫情后，我国当即对外公布动物疫情，这也是我国首次正式对外公布重大动物疫情。当时这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引起了轰动。听说这是您推动的，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贾幼陵：之前，我国的动物疫情曾经是高度保密的，我认为对动物疫病防控不利。
在农业部兽医局局长任上，我希望能推动动物疫情公开。农业部曾就这一问题给国务院打过两次报告。但动物疫情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有时它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比如公布疫情就可能对出口是个打击。所以推进它的公开需要协调各方利益。
2004年，广西发现禽流感疫情，我向当时的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建议，我国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对外公布疫情。当时他仔细斟酌后当着我的面给温家宝总理打电话请示，最终获准对外公布。后来，我们将动物疫情公布形成了制度，固定下来。
中国科学报：推动这个事情，当时您感觉压力大吗？
贾幼陵：在政府职能的有效运转中，我扮演着技术行政的角色，这个角色要求我必须如实反映情况，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这样在重大问题上才能给更高层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不是压力大不大的问题，而是职业要求必须这么做。
2003年的SARS，一开始医学界高度怀疑是禽流感。我带领团队到广州之后发现，尽管疑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即没有分离到病毒，就不能证明那就是禽流感。虽然公众和舆论压力迫切希望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尽快明确病因，但科学家必须拿事实说话。事实证明确实不是禽流感，而是大家以前都没见到过的SARS病毒。以后在动物疫情暴发时，分离病毒就成为法定程序。
中国科学报：根据这些年的经验，您觉得动物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什么？
贾幼陵：首先，就算是一开始执行得不好，也要把制度和体系抓紧建立起来。比如疫情的报告和公布制度。再比如，我在任内还坚持推动了一个事情，就是在猪的耳朵上打上耳标，建立可追溯体系。虽然执行起来还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没有制度，那就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
其次，动物疫情防控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涉及政府的有效组织问题、利益问题等等。比如地方政府报告疫情可能遭受处罚，但不报告则可能使疫情失控。这需要政府自身建立起有效的管理体系。
此外，我们有很多习惯需要改变，比如减少小规模的散养，变为风险更易控制的集中式养殖；逐步关闭活禽市场，降低传染的风险；公众改变现宰现吃的不卫生饮食习惯等等。
中国科学报：听说您在工作中性格比较直率？
贾幼陵：这也是职业要求。在技术方面，我秉承了一个观点：不怕得罪人。我们搞技术的人要说实话。科学家只讲对错，政治家则要考虑利弊。我们要把实际情况和应该怎么做告诉决策者。决策者再根据当时的形势，根据利弊作出决策。
《中国科学报》 (2014-02-28 第9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