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进展》，王昌燧编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本报记者 肖洁
关于科技考古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昌燧曾经给记者打过一个比喻：“如果将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比喻成组装一台机器，那么，考古发掘工作好比铸造机器的基座，科技考古提取的‘潜’信息即为机器的零件，而考古学的理论则为机器的组装说明书。”
随着科学不断发展，科技考古越来越成为考古学研究中最有广阔天地的分支。近期，由王昌燧编著的《科技考古进展》一书出版，记录了他和他的团队28年来取得的一大批成果。这些高水平的成果让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司空见惯的“常识”受到挑战并被证明是谬误时，读者应能体味到科技考古的乐趣和魅力所在。
28年的执著
1985年，当物理专业出身的王昌燧决定投身于科技考古研究时，已近不惑之年。如何选择科研切入点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问题。
最终王昌燧选择“黑漆古”铜镜的表层物质为研究对象。该物质虽非陶瓷，亦非合金，却有着特殊的性能，是有历史见证的、最佳的金属防腐材料。尽管这一问题颇具难度，但相对冷僻，罕有问津。经过数年的求索，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之一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王昌燧终于证实该表层物质为SnO2纳米晶体膜。
“相关论文发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在物理、材料和文物考古界皆产生了较大反响。”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说，“之后，王昌燧率领他的科研团队，‘驰骋’于科技考古这个新兴的科研领域，孜孜以求20余年。”
今天的王昌燧已经成为国内科技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谈到他刚刚出版的这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原主任袁靖研究员感叹地说：“王老师是现在唯一还活跃在科技考古一线、统揽全局的‘40后’了。”
在袁靖看来，在28年的科研生涯中，王昌燧本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专注，其研究由点到面，由表到里，由浅入深，由国内到国外。“在这段相当漫长的历程中，王老师经历的困难、困惑、误解、矛盾，非亲历者不能理解，非王老师不能承受。几十年一路走来，他的执著，始终是带领中国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勇往直前的重要精神动力。”
“将今论古”创新路
这本书介绍了王昌燧和他的团队在陶瓷、冶金、玉器、建材、生物、农业、有机残留和盐业八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处处体现出科技考古所承担的创新使命。
在陶瓷科技考古中，既有对陶器、原始瓷、瓷器概念的界定，对低温陶器烧成温度的推测、对原始瓷起源多地的认识，也有对明代景德镇官窑青花瓷的研究。
在冶金科技考古中，该书探讨了中国的冶金起源、青铜器的产地与矿料来源、蚁鼻钱的制备工艺等多个课题。
在玉器科技考古中，读者可以了解对古代玉器加工痕迹的显微CT分析、对玉器受沁机理的系统探讨及安徽凌家滩遗址古玉受沁机制的个案研究。
在建筑材料考古中，有对凌家滩遗址“红陶块”和山西陶寺、安徽尉迟寺遗址的白灰面分析以及对尉迟寺遗址红烧土排房的建筑工艺探讨。
在生物考古中，既有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回顾与展望，也有对吉林万发拨子遗址的猪骨、北京周口店田园洞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以及对甘肃西山坪早期秦人的饮食与口腔健康的研究。
在农业考古中，该书探讨了三维重建在植硅体研究中的应用、新疆苏贝希遗址出土面食的制作工艺分析、湖北雕龙碑遗址出土器物残留淀粉粒分析。
在有机残留物分析中，读者可以看到山西绛县倗国墓地铜簋内残留物的组成、新疆古代奶制品的制作工艺。
在盐业考古中，该书介绍了长江三峡早期制盐业的研究以及离子色谱法测定陶片吸附氯离子的含量、山东莱州湾双王城商代盐业遗址盔形器的残留物分析等。
“以上这批亮点，足以使此书称得上精品力作。”袁靖说。
团队作战的威力
在王昌燧看来，科技考古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相比于其他交叉学科，更需要“团队作战”。目前，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术有专攻、团结合作、年龄有序的科研团队。
读了《科技考古进展》一书后，著名考古学家、吉林大学教授林沄表示，王昌燧和他的学生重新测定早期陶器的烧成温度的过程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王昌燧只是对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报道的烧成温度（740℃~840℃）比大溪文化陶器的烧成温度还略高产生疑问。他动员有兴趣的同学开展模拟实验和分析，终于使一位硕士研究生刘歆益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
刘歆益发现，就地选取富含岩石碎屑的黏土做原料制成的“陶器”，在400℃即可烧制成形，而400℃~500℃时，其物理性能最佳。这个温度大大低于之前测定的仙人洞早期陶器的烧成温度。
当初测定仙人洞陶器烧成温度的方法，是国外学者经过数十年探索而建立的热膨胀方法。但是刘歆益发现，只有当陶器原始烧成温度高于870℃时，该方法方能得出可靠的结果；而当陶器原始烧成温度低于870℃时，则无论陶土原料取自何地，无论烧成温度多低，甚至是未加温的黏土，只要是用热膨胀方法，所测结果均为870℃左右！
后来，另一位研究生认真检索文献后发现，早在1969年，英国的一位教授通过实验已指出，对于原始烧成温度低于玻璃相形成温度的陶器，采用常规的热膨胀方法是无法测定其原始烧成温度的。
问题发现之后，王昌燧并未止步，而是鼓励和支持刘歆益探索测定低温烧制陶器的原始烧制温度的可能性。其后，系内几届师生通过努力，终于建立了利用热膨胀方法测定低温陶器原始烧成温度的修正公式。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个屡有创新成果的团队，需要带头人有一种敏锐的眼光，随时能在五光十色的考古新成就中发现疑问，而且善于使之成为团队成员的研究课题。而难能可贵的是培养和鼓励年轻一代去打硬仗，组织团队去完善和充实研究的课题。”林沄说。
《中国科学报》 (2013-08-30 第14版 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