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李宁知道克隆羊多利诞生的消息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学习、准备，与全世界的专家频繁交流，到各地参观，不断积累经验。2002年3月，中国第二只克隆牛问世，仅比第一只晚了不到一个月；2005年8月5日，中国第一只克隆猪问世。此后，李宁一直致力于推动动物克隆技术的产业化。
■本报记者 彭科峰
李宁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彭科峰摄
21世纪之初，克隆技术的发展如火如荼，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宁带领自己的团队克隆出中国第一只克隆猪、第二只克隆牛，令世界震惊。此后，他在生物技术方面屡创殊荣，在猪、鸡新品种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畜禽分子遗传育种研究领域获得多项重要的原创性成果。
如今，他正着眼于研发“能证明老百姓最关心的转基因没有问题，能打消他们疑惑的技术”。李宁多年来的科研之路，一直与国家、公众的需要息息相关。或许，“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忧”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人生最好的注解。
16岁的大学生
“回顾我的经历，并不是爱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爱一行。”
7月下旬，中国农业大学的林荫小道上，午后的阳光穿过稀疏的树影，微风拂动，好不怡人，但这样的景色对于李宁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吸引力。“我是七天工作制，白加黑，五加二。”李宁对初次见面的记者笑言。
的确，他几乎天天来上班，以至于门口的保安都能清楚地告诉你，什么时候李宁会在，什么时候李宁外出。
或许这也正是他能于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原因。那年他只有45岁，刷新了“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纪录——也许不是所有的勤奋工作者都能成大事，但成大事者，肯定都是勤奋钻研的人。
将时光之轮再往前推。1978年，中国重启高考之时，李宁迈进大学校门之际，也不过16岁。那时他的同班同学中，年纪大的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李宁总是比别人早一步。
1962年7月，李宁诞生于江西南昌。父母都是医师，悬壶济世、治病救人。5岁那年赶上了“文革”，正是接受教育的阶段，却不得不随着父母下放，从繁华的城镇搬迁至偏远的农村。
“我8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当时母亲教育我，你没有什么选择，早学一点农活就可以养活自己，因为你是下放的对象。”
多年之后，李宁这样回忆，“开始生产队还不要我，因为年龄太小。母亲就说，能不能算义务劳动，不要工分。”他开始下田插秧、割稻子，做起了农活；10岁那年，他又随父母来到鄱阳湖畔的血吸虫病重灾区——鲤鱼洲。
长在农村，学在农村，李宁对农村怀抱深厚的感情，他说：“那段经历也挺有意思。”李宁的童年并没有接受很正规的教育，但他自幼爱好读书，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跑到书店，用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一些书回来阅读。
这也许是那批能够在“文革”结束后顺利考入大学的年轻人的特色。热爱书籍，追求知识，尽管当时在别人看来也许不合群，但最终都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应该说，学校老师的水平不足以把我们送上大学。同样的老师，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 在李宁的记忆中，为了能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自习。
南方的夏天炎热无比，到处都是蚊虫。李宁打着赤膊，将湿毛巾披在肩上，穿着短裤，找来一个大水桶，将双腿伸在水桶里面，“这样蚊子咬不到我，桶里的凉水也可以降温”。
1978年，李宁考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就读牧医系畜牧兽医班。这所建于解放初期的全国重点大学，曾被毛泽东主席批示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榜样和出路”，也是江西农业大学的前身。
在昔日同窗和师长的回忆中，当时的李宁，一开始成绩并不突出，但“聪明、很会读书、很能吃苦”。学习之余，年少的李宁还和成年人一起，挑石块修筑水库。
1985年，李宁考取了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研究生。从江西到北京，李宁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飞跃。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李宁前往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留学，并获得该校与中国农大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国外的留学经历，让李宁的人生再度发生改变。
德国、美国、日本……李宁在多个发达国家苦心钻研，学有所成，也获得了大把极佳的工作机会，但他最后还是选择归国。
为什么回国？
李宁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回国工作，“很迫切”。“的确，在国外我能做很多事，但是你的知识产权、劳动创造，最终还是为这个国家在服务。所以我想尽快回来，通过自身的努力，为国家作出贡献。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也是对中国的技术、产业的推进。”他说。
在李宁的身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显现无疑。
基因与克隆
“我就是想通过克隆这个技术为基因工程搭建平台，好比站在一个山头才能去攀登更高峰。”
归国之后，李宁凭借自身的努力和多年来知识的积累，很快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
当时的北京白鸡很容易得白血病，李宁通过对白鸡基因的筛选和标记，发现了新的性连锁慢羽基因，再进行育种扩群，改进了蛋鸡的成活率，也提高了养鸡户的经济效益。
中国太湖猪的产子率全世界最高，每一窝能产下十五六头，而国外只有九到十头。为了发现其中的奥秘，李宁和同事经过基因研究，找到了与产子率相关的几个基因，发展为育种技术。
李宁还在我国畜禽分子遗传育种研究领域，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原创性成果。他构建了首张鸭遗传连锁和物理图谱；分离了鸡小分子miRNA；合作完成了鸡全基因组SNP图谱；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发现了调控猪瘦肉率、繁殖性状等的基因。
“中国有哪些物种资源？很多地方的优良基因到底是什么？哪些能利用到育种中，提高效率？我们当时主要在做这些工作。”李宁说。
上世纪末，克隆技术成为世界科研的热点。李宁也从基因技术的研究转向克隆技术。
“我是搞遗传育种的，其实当时并不懂克隆，克隆属于动物繁殖领域。多利出来之后，我感觉这是动物技术的最前沿、动物科学的顶峰。”李宁认为，如果没有体细胞克隆技术，基因工程就不会有更高的载体，没法去攀登更高的山峰，“体细胞技术一出来，我就感觉不得了，我们终于能做到转基因、加基因、减基因了。所以我才会把研究的兴趣转到这个方向。”
尽管几乎对动物克隆技术的研究是从零开始，但依靠刻苦地钻研和勤奋地工作，李宁在克隆方面抢在很多人的前面。
1997年，李宁知道克隆羊多利诞生的消息后，用了3年多的时间学习、准备，与全世界的专家频繁交流，到各地参观，不断积累经验。2002年3月，中国第二只克隆牛问世，仅比第一只晚了不到一个月；2005年8月5日，中国第一只克隆猪问世。此后，李宁一直在致力推动动物克隆技术的产业化。
“其实我就是想通过克隆这个技术为基因工程搭建平台，好比站在一个山头才能去攀登更高峰。”如今的李宁，正继续在克隆转基因技术、生物育种技术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在生物技术方面，李宁的团队已经属于国际上最优秀的团队之一。很多研究成果已经赶超美国人，是完全创新性的，这也是他自身的动力。
“农业大学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最好的资源、最好的地理位置、最优越的科研经费，我们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去做好。实际上，我们做得也很好。”李宁认为，现在我们有多个团队走在世界前沿，这说明中国的科研水平在提升。“很久以前，国外随便来个人都能作报告，但是今天他们来更多是做交流。这是让人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亦师亦友
“我是一个乐于鼓励学生自由思想、自由创新的人。如果说有要求的话，唯一的要求就是勤奋和兴趣。”
多年来，李宁一直战斗在科研第一线。尽管荣誉等身，社会活动日益繁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科研。
回国之初，李宁进行的所有实验，都是自己亲自带学生做，身先士卒一直到2003年。现在的实验室中，新的设计、发展、引导、策划，基本还由李宁来负责，不假他人之手。
现在，不论出差回来有多晚，哪怕已经十一二点，他还是习惯去实验室查看一下情况。另外，对于网上新的学术期刊、学术领域的新观点、新突破，他也保持着十二分的热情。“我就担心几天没上网看，人家突然冒出个东西，我晚了几天才知道。很多年轻人特别怕八卦新闻知道晚了，每天要点开新浪、网易去看，我是每天必须点开《自然》、《科学》等科技杂志网站。”
对自己的团队，李宁深感自豪。
“我在农业大学，总是鼓励我的学生，不要像过去一样盲目崇拜，要建立自信。要做到不论国外做出什么，说了什么，我们都不会新奇，在攀登顶峰的时候，只有你幸运一点或者我幸运一点，不存在你成功了我不知道的情况，而是你登顶了，我一下能猜出来你走哪条路登了顶，我也很快能做到。我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团队。”李宁说。
对学生，李宁表示自己没有更多的要求。“我是一个非常鼓励他们自由思想、自由创新的人。如果说有要求的话，唯一的要求就是勤奋和兴趣。”
在他看来，在科学的道路上，主要靠勤奋，但勤奋的根本前提是兴趣。天道酬勤，但生拉硬扯着是不可能“勤”的，只有对事业保持热爱才能勤奋，“你勤奋了，没有道理不聪明，没有道理不成功”。
他还经常把有意思的东西及时分享给学生。许多时候，学生会在深夜收到他的短信，“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你们看一下，是不是能跟这个想法融合一下，咱们做一做，讨论讨论”。
对于家庭，李宁表示，非常感谢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如果没有他们支持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的”。他并不要求孩子将来一定要从事科研，只希望孩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自己热衷的事情有兴趣、能专注，勤奋做事。“你做得越认真，就会做得越好，就会有更多人愿意帮助你。”
闲暇之余，李宁也会和学生一起打打篮球，但有时候两三个星期打不了一次，因为他的工作实在太忙。
除了打篮球，李宁还自诩是一个打牌的高手。在他看来，打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娱乐。他愿意用这种游戏挑战自己的智力，当做一种脑力锻炼，看看自己的推算是不是比较正确。“牌里有很多基本的规律、基本的计算，我一定要通过概率计算来避免很多出牌的低级错误。”这也偶尔招致同事的抱怨，“很多同事就跟我说，‘你打牌非要打那么好、打那么精准吗？’”
未来的挑战
“国家给我这么多科研经费，特别是我做的转基因和克隆，我又改造出这么多有用的东西来，如果它们能投向市场，我就没有辜负国家，没有辜负百姓纳的税，也就可以瞑目了。”
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李宁深感老一辈科学家对自己的帮助甚多。
他举例说，中国农业大学有很多响应祖国号召，雄赳赳气昂昂去支援新疆的教授专家，把一辈子的青春奉献到边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他去看望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是那样的艰苦。“比如说刘守仁院士，在新疆那么艰苦的地方，他住的房子、喝的水都是难以想象的艰苦，但是他安居乐业，很认真地做科研。”
在成长的道路上，李宁感觉得到殷震院士、旭日干院士等许多科学家的热心帮助。
“很多重要的项目，我都是‘973’的首席科学家。很多院士宁愿在我这里当我的课题组长，甚至是骨干，他们自己有那么高的位置，愿意这样来支持你、鞭策你，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努力。”李宁认为，正是自己得到很多锻炼，才会有相应的成果。
谈及自己的成果，李宁认为，首先是国家处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有更多经费投资在科研上，“时势造英雄”。其次就是前辈的科学家，在艰苦的条件下创业、研究，但是有相对更好的机会时，能够把这样的机会交给他这样的年轻人，甘当绿叶，“我忘不了他们这种精神”。
对于李宁来说，他目前唯一的兴趣，就是用自己研究的成果报效国家。“国家给我这么多科研经费，特别是我做的转基因和克隆，我又改造出这么多有用的东西来，如果它们能投向市场，我就没有辜负国家，没有辜负百姓纳的税，也就可以瞑目了。对我来说，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接下来，李宁打算潜心研究一门更加挑战智力的技术。他跟记者卖了个关子——“这是一个能证明老百姓关心的转基因没有问题的技术，一个能打消他们疑虑的技术，尽管这个技术可能必要性不大。”
他承认，科学是把双刃剑，老百姓的很多声音，对他有很大触动。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研究，把转基因技术上可能出现的漏洞完全堵住。“我相信这样的后备技术会慢慢出来的。相信有一天，老百姓的疑虑会渐渐打消。但是老百姓又会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新的要求，就会有新的研究，新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 (2013-08-16 第5版 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