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校园一角。
1000所学校应该有1000种不同的培养模式，这才是中国大学的未来。每所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来论证应该招什么样的研究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
■本报记者 温才妃
2011年10月，北京城市学院、西京学院、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河北传媒学院、黑龙江东方学院共5所民办高校通过教育部审批，正式获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资格。
消息传出不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在博客中表示，民办高校能否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师资队伍、课程建设、培养模式上形成特色，直接关系到其生存问题。
一年半时间过去，以应用型为主打的民办院校研究生培养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在运行中有哪些新探索，又遭遇了怎样的困惑，这些都点燃了人们的好奇心。
招生初年的困惑
“办了研究生教育，不是喜悦心情多了，而是白头发多了。”北京城市学院院长刘林感叹道。
在刘林看来，白发的背后寄托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回忆刚办研究生的第一年，由于一切从零出发，他时常要纠结于每一步尝试，担心新尝试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所伤害。
北京城市学院的专业硕士培养实行三导师制度，比起传统的专业硕士，不仅有学术导师、专业导师，还多了一位成长导师。前两者侧重专业指导，后者注重思想进步。这样的安排，便于学生毕业时更好地适合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但作为校方想得却更加深远——三导师如何配合，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人能否顺利合作，这在之前没有尝试，必须提前作好风险评估。
“我们琢磨的通常不是钱、技术手段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通过时间检验、彼此磨合才能验证的问题。”刘林最大的担心是，去实践就必须付出时间成本，即使钱可以白花，但学生两年的读研时间却耽搁不起。
同样的办学经验也困惑着西京学院研究生部主任蔡红专。如今的2012版培养方案经过多方论证修改，但运行近一年来仍不尽如人意。为了迎接2013级新生，蔡红专又拿出了2013版培养方案，其中既有体现“研究”特色的学科基础课，又有反映企业需要的项目相关课。例如，根据在阎良飞机城实习企业的需求，增设了反映航空特种电源内容的“现代电源变换技术”课程。
“课程建设是一个不断检验的过程。要时不时回头看看，哪些内容设计得不尽合理，哪些知识需要结合最新的实践作调整。”蔡红专说，事实上，从培养特点来看，公办院校的导师纵向课题较多，更多地是让学生在校内实验室完成项目，而民办院校则是师生同下企业，真真切切做市场需求的课题，学生从中既锻炼了动手能力，又提前了解了社会。
与北京城市学院、西京学院有所不同，吉林外国语学院早在2005年就采取嫁接的方式启动了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分别与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联合招收和培养学术型硕士。
尽管有一定的研究生培养经验，但该院院长秦和更希望，民办院校的专业硕士发挥自身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避免公办院校中培养专业硕士照搬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模式。
如何扬长避短，需要的不只是照搬，更要创新。
差异化探索的生力军
谈及专业硕士培养，不少人会问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的不同之处，甚至想知道民办院校有何过人之处，敢与公办院校一争高低。
“我不太强求在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上，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的差异。”刘林指出，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有着“两不同四同”——体制、机制固然不同，但在专业硕士的目标定位、质量要求、学术水平和思想品质上二者却是一致的。
刘林解释，民办院校研究生培养要通过灵活的体制、机制发挥应用型的特色，但同时也不能失去“研究”的本色，与大专式的人才培养画等号。“如果一味强调‘四同’中公办、民办的差异，民办院校很可能重蹈本专科办学中过分强调公办与民办的差异，导致如今陷入‘低档次’认知的覆辙中。”
然而，相比较原则上的“求同”，“存异”性质的探索也许更加急迫。
熊丙奇认为，1000所学校应该有1000种不同的培养模式，这才是中国大学的未来。每所高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条件，来论证应该招什么样的研究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
吉林外国语学院正在控制办学规模，努力办精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国际顶级翻译硕士培养单位——美国蒙特雷高级翻译学院探讨合作事宜，准备在研究生培养的第三学期，送专业硕士去该校学习，同时派相关教师去该校培训，引进海外教师讲学。
在课程设计上，开学第一个月，北京城市学院便邀请了社会学权威专家为该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做作入学导论讲座。之后是为期一两个月的认识实习。返校后，按照国家规定的研究生课表上课，结课后再进行理论提高讲座。学生们可以同时进行其他的课程、实习、做课题三件事，临毕业前还有提高讲座。
“把整个研究生教育打碎了，将传统的标准模式变成了几段，理论、实践在螺旋上升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碰撞、检验、升华。这样才能真的把理论学进去，也能用得起来。”刘林说。
社会认可须内外并举
“无论民办高校还是公办高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都是培养质量的最好检验。”秦和表示，保证培养质量必须从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设计。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民办院校能在课程建设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真正意义上落实导师制，从而办出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那么，它被社会认可只是迟早的事情。
“关键是落实导师制，导师与学生是否经常见面、密切接触、交流沟通，有无把导师的学术经验通过共同的实践活动、科研活动传授给学生。”熊丙奇指出，我国高校的很多改革都是从国外取经回来，但是“每个环节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差别不是一丁点儿大”。
为了改变学生一次只与一类导师接触的局面，北京城市学院在课程中穿插了小沙龙，打破了平日三位导师互不碰头的局面，导师们共同解决学生的学业、实践、思想等问题，有时还借此良机共同讨论课题（课题组通常由学术导师、专业导师、学生三人组成）。
苦练内功的同时，刘林表示，建立政产学研用联盟也是增加社会认可的一大法宝。“联盟有两大好处：一是大量的政府部门、行业部门、研究部门参与进来，把学校单主体的活动变成了多主体的共同活动。大家出力的同时，也会形成共识，增加认可；二是用人单位直接介入研究生培养，使得最现实的就业问题不用愁了。”
此外，他还鼓励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文化传播、社会服务等活动。比如，学校让研究生做的课题绝大部分都是实践型课题，而非闭门造车的课题。鼓励他们多去基层单位、区县，而非盯着国家部委，然后将发现的问题变成与地方合作的课题，在合作也是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增加行业认可度。
“不要把办学行为、学习行为局限于课堂、联盟内，而要进行开放式办学，把更多的教学融入全社会，从而获得社会的认知。”刘林说。
办学规模“独木难成林”
在一些人看来，只有5家民办院校享有研究生招生权，珍视特权也许比扩大规模更加重要。
刘林则认为，独木难成林，只有成为一片大森林，民办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才能蔚为大观。
蔡红专也支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5家民办院校只是起到引导、示范的作用，未来将会有更多民办院校加入培养研究生的阵营。
“只要国家给民办高校这样一个机会，民办学校会比公办学校付出更多的珍惜和努力。”刘林说，“不在于给予一个学校很多办学点，而在于给它办学的机会。”
而如今，我国高校的办学模式却陷入了“经验论”的怪圈，从专科办起，一步步发展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就像南方科大校长朱清时所说，在中国办高等教育，明明要盖一幢别墅，非得让你先盖一猪圈。在海外交流中，刘林看到，同是民办院校，斯坦福大学第一个毕业生是博士，而我国民办院校第一个毕业生通常是专科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办高校教师指出，政府对民间力量的信任缺失还在延续。与此同时，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或国外高校联合培养硕士、博士，实质性的培养工作多摞在民办大学身上，合作办学不过是为后两者寻租提供口实罢了。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民办院校研究生招生的规模小了、速度慢了，被传统思路下的经验论绊住了腿，这也许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问题。
熊丙奇表示，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是基于国家授予文凭的思路——高校具有学位授予权，才能拥有相应的办学资质。像斯坦福大学完全实现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招博士生、硕士生可以全凭自主，学位认可由社会中的专业机构说了算，完全没有“中国式的担忧”。“作为民办高校，想招博士生、硕士生，只要将来培养的博士、硕士得到社会认可就可以了。因此，首先应该打破民办院校研究生教育由政府评定资格的机制。”
有人提出放开招研权后易出现贩卖文凭的不正之风。熊丙奇提醒，不要忘记贩卖文凭是国家授予的文凭制度在为劣质的教育制度买单，打破这种制度才是中国教育最核心的改革，也是中国教育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所在。
《中国科学报》 (2013-05-30 第5版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