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不同的人因为知识背景、利益、偏好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充满分歧，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程序和机制去确定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
■本报记者 王剑
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症结性问题都与社会公平问题密切相关。如何提高社会的公平度，实现真正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中国科学报》：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症结性问题，比如高考的不平等，城乡二元差异，农民工的待遇，收入分配问题等等，是否都和社会公平度不够有关？
周濂：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是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由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改变这些问题非常艰难，正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的：“触动利益要远比触动灵魂更难。”
无论是教育平等，还是城乡二元差异以及收入分配都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很显然，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你让他们从自己的兜里掏出钱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益分配不均”与“利益分配不公”并非一回事。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生活在所有人收入绝对平等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将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工作动机不足的后果。因此，当我们说这个分配是不公平的，那个事情是不正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指责某人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而是在指责某人得到了不应得的利益。显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去理解和定义“应得”。
我曾看到一个数据，垄断性的国企雇佣了全国占到8%的劳动力，而这些员工竟占有全国55%的工资。这个数据仅从直观上看，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不公的联想以及普遍的怨恨情绪。
但是仅靠直觉与联想，并不能真正确定公平正义的边界与内容，不同的人因为知识背景、利益、偏好的不同，导致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充满分歧，这就需要我们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程序和机制去确定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现在的问题在于，关于谁真实地得到什么以及谁应该得到什么，都充满了道德上的任意性。
尽管从规范的角度说，多数人会认同部分垄断型国企员工的工资是过高的，恢复异地高考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旦落实到现实层面势必会对那些既得利益者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如何在具体政策、法规的层面上去一步步地落实将会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博弈过程。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提高社会的公平度，是否应首先启蒙民众？
周濂：我并不完全认同“启蒙民众”这样的说法，更愿意说“自下而上”的改变。
综观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也许自下而上的改变是一个更切实可行的路径。我个人不指望也不相信，顶层设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健康的政治生态或经济生态，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一种理性的傲慢。
最近有一本书叫做《变革中国》，作者是英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书中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叫“边缘革命”。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到底是顶层设计的后果呢？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即边缘革命的后果呢？科斯认为是后者。
因为无论是1982年之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还是在1980年以前个体工商业的发展，当时都是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但是它依然在地方上被悄悄地执行和发展。而正是这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包括后来的经济特区，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最终成就了30年的经济腾飞，显然这与我们所说的顶层设计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边缘革命这个概念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中国未来无论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我个人觉得我们都应该寄更大的希望在边缘革命上，通过自下而上的运动去倒逼政府。当然，我承认无论什么样的变革都需要上层的呼应，需要他们提供一定的空间，但是我始终认为权力是很难主动进行自我更新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正义实现的动力资源应该寄更大的希望在底层、在边缘，而不是在上层、在中央。
《中国科学报》：政府提倡“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您如何理解这三个公平？
周濂：我个人认为，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权利平等、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因为“权利”是人之为人应该拥有的东西，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权利公平”是一个错误的表述，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权利平等”。若想实现权利平等，就必须首先在《宪法》中明文加以规定，并且通过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予以保障。
“机会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它有助于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和社会结构的板结化。从政府公职的招聘到教育资源的分配，都体现出机会公平的重要性，如果这些机会片面地倾向于某些特权阶层或者特定的群体，那就会使得社会发展陷入极端不公的境地。
“规则公平”的实现不仅有赖于一个公平的程序，更有赖于一个民主的环境，唯当各方利益都得以在程序正义的约束下得到充分的表达，才有可能制定出一个公平的规则。反之，当权力不受限制，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就会不断有人超越规则，借助于“潜规则”和“特权”来谋取私利，这样的后果不仅是伤害了公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伤害了规则的尊严和信誉，一旦人们普遍不相信规则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社会的稳定、和谐与正义就岌岌可危了。强调民生和民族固然重要，但如果忽视民主和民权，则实现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仍然只是一场梦。
《中国科学报》 (2013-05-06 第5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