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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正才会有梦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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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ww.timedg.com |
核心阅读：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效率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互惠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否则，将既没有效率也不平等，而且不能持续下去。”
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权力、公共资源、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向特定群体倾斜。结果是导致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上升渠道狭窄，个体的创造力被扼杀，前行的动力衰减。
相反，公平的社会是充满流动性和自由选择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突破和创新。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荣。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然而，贫富两极分化，也越来越成为我们社会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本报记者 洪蔚
亚里士多德说：“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德性一样。”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政策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
经济学家王福重在今年刚刚出版的《公平中国》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中国社会似乎进入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时代。
患不均的时代？
经济学家经常用“基尼系数”（0~1之间），表示一个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0.2~0.3表示比较公平，达到0.4表示出现中等程度的不平等，0.5表示很大程度的不平等，0.6表示达到两极分化的状态。
据两种不同方式进行的统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12和超过0.5，无论哪个数字，都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统计基尼系数是个几乎不能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对中国。”王福重表示，“但是，接近两极分化，或者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不但被统计证明，也是大多数人的所见所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阶层差距处于危险的边缘。”
此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都不断地加大。
相关调查显示，从1985年到1995 年间中国的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1.7上升到1：2.47；到2003年进一步扩大到1：3.23，“这还只是直接收入差距”，深圳大学学者娄亚萍表示，“如果加上各种社会福利，差距可能达到1：5甚至1：6。”
从2000年到2004年短短4年间，我国行业间劳动报酬差距迅速扩大，从2000年的2.62倍，扩大到2004年的4.2倍。“这还只是工资收入，如果再加上各种难以统计的非工资灰色收入，二者的差距就更为悬殊。”娄亚萍表示。
在反思这种差距产生的政策导向问题时，王福重认为，我们过去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公平。
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效率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互惠的活动才是有效率的，否则，将既没有效率也不平等，而且不能持续下去。”
从稳定角度而言，分配的不公平使弱势阶层产生被剥夺的感觉，产生了对强势阶层的仇视心理，这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凝聚力构成了重要威胁。
贫困的代际遗传
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差异，教育的不公平、机会的不公平，正在加剧和固化这种阶层差异。早些年有学者预言：“贫困是可以遗传的。”这一预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富二代”、“富三代”，“贫二代”、“贫三代”的出现，被所有中国人见证着。
芝加哥教授海德曼，对父子两代在收入方面的一致性，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显示，在丹麦这种一致性很低，只有0.15，美国为0.47，中国则高达0.60，也就是说贫困在中国“遗传”的比例超过60%。
不久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一次公开演讲时说：“机会公平才能防止贫困的代际传播。”
同时，他在演讲时也提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情形证实，父母领救济，子女极有可能将来缺乏发展的机会。对此，美国分析认为，父母如果是领救济的，他们跟子女交流时，一天使用的词汇不超过600个，而一个高收入家庭，跟孩子每天交流的词汇量超过2000个。这就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于是贫困、知识匮乏就延续下来了。”
卢迈在讲演中，没有为解决这种问题提供清晰的路径。然而，他却勇敢地承认了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我们说权利公平，我们现在权利不公平。说规则公平，我们现在规则不清楚。那么我们能不能真的实现机会公平？”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舆论把公正这一巨大挑战，与民族梦想的实现联系了起来，对实现“中国梦”所要具备的条件，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例举了不同的条目与内容，而几乎无一例外，公正都被列在重要的位置。
一个不断探索的话题
从古希腊时代起，“公正”就是那些“把反对谬误作为最高尚使命”的哲学家们永不枯竭的话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面临着贫富差距加大的社会危机，为此，哲学家罗尔斯写下了《正义论》一书，探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途径，这本书对中国学界影响非常深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卢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公平的两大原则，除了权利与机会的公平外，他提出了“保障社会最不利群体的最大利益”，这个公平原则是罗尔斯首创的。
所谓“最不利群体”，卢风解释说：“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弱势群体，对这些人进行救助，在罗尔斯看来，要以国家权力介入的方式来实现。”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经发表，就遭到了另一位哲学家的反对，三年后的1974年，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发表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提出了过程公平的理论。在他看来，实现公平的第一要务，是在财富的获取途径上，实现公平，如果保障了财富取得过程公平、合法，仍然由于血统、家庭等原因出现“最不利群体”，这就不是“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不幸”。救助的责任不应该由政府介入，而是由社会慈善来完成。国家不过是“守夜人”的角色，防止发生暴力、抢劫、偷窃。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公平观，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可以协同作用：以罗尔斯的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原则，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弱势群体的最大利益；以诺齐克的过程公平，保障国家资源在占有上的公平、合法，保障财富获取的公平和合法。
卢风评价认为，诺齐克出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而罗尔斯对底层大众的遭遇有更多的认识，因此，两人在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上有着不同的选择。诺齐克的财富取得的过程公平理念，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太大，也太过理想。在中国大量富豪非法取得的财富前提下，回避对最不利群体的利益保障，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是不公正的。相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罗尔斯，特别是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现阶段寻求公平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有现实意义。
同时，卢风表示，从诺齐克的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家的警惕，他不主张国家介入社会分配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国家的公权力过大，过大的公权力如果使用不当，反而会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从这一点上来说，对中国是有警示意义的。”
《中国科学报》 (2013-05-06 第5版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