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伟
人生无常，聚散总是难免，但也算是正常吧。
这年头，夫妻之间的关系尚且不易经营，导师和学生、老板和博后之间难免有“触礁”现象。我在学术界的十几年里看到了不少师生反目的案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好像大致都一样。
昨天来了个博后，没有预约直接推门而入，开门见山地（连自我介绍都跳过）诉说他跟老板决裂的事情，要我帮忙安排工作。我不明就里，只得劝他冷静，告诉他跟老板有分歧很正常，第一步先作个沟通，不必把事端扩大……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已经给校长写信了，学校今天派人来调查了，所以他已没有回头的可能。
在北卡（北卡罗来纳州）工作不到五年，碰到师生反目的事件就有五六起，大部分都出在中国导师的实验室，而且关系进入“振荡”期后“振幅”都比较剧烈：有导师在跟博后争论中直接打电话叫了警察，把博后带出大楼；好几个博后给学校相关部门投诉，学校不得不派人开始调查，事情搞得对双方都很不利，基本上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我在国内工作时也碰上过几起师生的问题。有个博士生录取后，跟他的导师商量想改换方向，想来我的实验室。当时我听了那个新生的意思后，建议了一个两全的解决方案，就是跟他的导师搞合作，俩人一起带而不必换导师。
结果他的导师很不接受学生的这种“异端”行为，断然让他离开了，但同时跟我要求不要收那个学生，有意思的是那几天有一批老师打电话劝我不能收这样的学生。我没有听从同事们的教诲，签字收了那个学生，原因很简单，导师签字允许他离开，而我不接，又没其他人接（当时情况是这样），学生唯一的结果就是走人（回老家去）。
在我看来一个学生读学位的过程中改方向、转导师应该获得宽容（事实上我也有学生中途改主意离开组里的），这一点在西方高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我们的高校似乎是规则上允许但内心不接受，算是一种文化上的特色吧。
师生之间处不好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我的两个观点是：一、学生跟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们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心理，不是必须按照我们意愿去做事的“去人格化了的”技术工；二、我们做导师的使命，是给学生指导方向并提供机会使他们提高某项能力（不包括写投诉信的能力）。这两点估计谁都知道，但未必人人都明白。
师生之间如果有一方觉得对方不称职了，可以好聚好散。但更多的情况下，学生觉得导师不行要改换门庭，导师应该有这个气度放手；而导师觉得学生不行，还得牢记第二点（老师的使命）而作一定的容忍。也就是说，师生之间，导师的责任和义务很多，但权力很有限。
回顾一下出问题的实验室，大多属于事业上升期的青年教授，他们有较大的生存压力，急需学生在实验室出成果；另一方面，这些青年教授们未必很清楚如何当“老板”，他们也许很看重手里的那根鞭子，而尚未感觉到自己脖子上也套着一根。
科学网上有个模范导师叫邢志忠，他老人家建立了一套严谨的“招生简章“。他说：“我招学生主要不是为了帮我干活。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跟自己聊得来；我希望自己的学生既然选择了，就会比较优秀地留在界内；我希望自己的学生也是我的良师益友，能够陪我喝一杯，或者一起散散步，或者一起去旅行……我愿意互相帮助……”还算好，他最后不无觉悟地说了一句：“可能我老人家的希望，有点太过分了。”
我想跟老邢同学说：没错，你太过分了！你让我们其他非模范导师情何以堪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weijia2009）
《中国科学报》 (2013-12-09 第6版 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