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礼物的性质及交换形式，是人类学中一个经典论题。中国的“礼”，更多的是从礼仪活动中衍生出来的由一系列繁文缛节构成的程序与行为规范。尽管现代人感到难以接受这种工具性质的规范所带来的劳心劳力，但仍然不能忽视通过它而获得的社会认同与归属。
进退揖让、迎来送往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包括其所附带的物化形式——礼物的交换，尤其成为一种社会化手段和社会交往方式，构建了社会结构的平衡。即孔子所说的“立于礼”。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文化学者金耀基在上世纪80年代指出，中国人都有两份平衡表：一份是钱财的平衡表，一份是人情的平衡表。
这其实表明，中国人的送礼行为，不仅有社会心理学层面的含义，包括基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人情、面子和回报等概念；也逐渐从社会心理领域转化到消费领域，即经济角度的随礼现象及其核心概念“人情消费”。人情不是可测量的实体，它是朦胧暧昧的社会协议的结果。而“人情消费”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具有提供信息、资源交换机会的功能。
欲求回报的自利意图，是礼物交换的实质和意义所在。而关系和人情债被视为主要的社会资本。人情关系通过恩惠、礼物或面子交换的形式建立起来。它一旦被明确化，就不再遵循礼物的形式，而成为其他方式，比如贿赂或赤裸裸的亏欠关系。这可以看做是送礼与贿赂在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区别。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人类学教授司马雅伦在其《礼物、贿赂与关系：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再思考》的文章中，关注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企业家在大陆投资中使用的一些策略。
当时，很多香港企业家为了能够在内地迅速建立公司，采用了构造个人社会关系的办法，即通过熟人系统的勾连，辅之以送礼，迅速获得可被信任的社会关系及资源。这一过程虽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往往可以获得戏剧性的效果。而同时期一些欧美公司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通常需要很多年的谈判。
这种方法就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关系的艺术”。以“关系”的视角看，人们日常的礼物交换和经济体系中的市场交换不再是截然相反的两套系统，而是有着潜在的互补关系。这也是中国作为人情社会的精髓所在：关系是通过礼物和宴请建立起来的。关系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
法国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马歇尔·莫斯提出，“礼物的精神”就是迫使接受礼物的人回礼的力量。在中国的情况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以及由此生出的礼仪、礼制、礼俗、礼物，和它推崇的等级秩序与社会制度，是人们不得不“迎来送往”的力量所在。这也如孟德斯鸠所说，专制国家的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物，对君王也不例外。官场送礼的根子即在于专制制度。
现在，中国礼品市场的年需求高达8000亿元，礼品业已成为制造业的新贵。同时，中国也成为奢侈品消费的强国。礼品经济繁荣的背后，是社会虚荣心和私欲的扩张。享受免费礼品的人大量增加，可能会对社会构成潜在的风险——使社会陷入空心化、畸形化和不公平之中。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完善法制应是最重要的举措。
《中国科学报》 (2013-01-18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