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生
最近在一些大学不断发生负面事件，科学网上围绕这个议题讨论得很热闹，让我这个看客有点不吐不快的感觉，想就这个主题发表点个人见解。这些负面事件无非涉及学术学历及生活腐败两大类。由于有的大学对发生的负面事件采取不积极、不透明态度，敷衍媒体，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使得这些事件引起的社会负面效应不断被放大，给社会公众思想带来一些混乱。
坦率地说，作为一个过来人见得多些（可千万不要说我倚老卖老），对这类现象有些“见怪不怪”的感觉。而且我还认为这类大学负面事件应该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相反，如果当下的大学是那样理想中的“纯洁”反而不一定正常，容我下面细细道来。面对这些负面事件，有些人有点沉不住气，有的单位出面应对媒体，出尔反尔，语无伦次，越抹越黑。
古往今来，国内国外，大学从来就不是人们想象的圣地，况且我们凡间还有什么圣地吗？然而，自古以来，由于读书人的知识多点，相对于社会人懂得道理多点（也就是常说的“更明事理”）。于是人们对读书人占主导地位的大学赋予的社会正确价值观和道德寄予了厚望，我们不是尊称孔夫子为孔圣人嘛。曾经有一位的士司机对我说：“在你们大学周边开车闯红灯的人明显减少。”我说是的，书读得多道理懂得多点，包括安全意识。这就是我一贯主张国家对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再多也不为过的原因，因为，教育是社会发展及和谐的基础。新加坡政府最近宣布将新增两所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普通大学，加上原来的4所研究型大学（国立大学、理工大学、管理大学和新科大——刚成立的由美国MIT协助创建的新加坡技术和设计大学SUTD），从而使国民中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从27%提高到40%，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和国家发展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英明决策。
我对大学负面事件的认识始终持比较平和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国家改革开放大背景和社会现实。用政府的话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大约20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社会科学专业老师出差聊天。他和我大谈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就是经济飞速发展必然带来社会激烈矛盾，出现一些坑蒙拐骗、尔虞我诈、大鱼吃小鱼及各种腐败丑陋现象。这样就促使执政者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建立法制，并依法规范各种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使得社会秩序逐渐调整到人们常识所认识到的正常轨道，成就了这些国家今天发达的经济、文明和谐社会和人民的富裕生活。我认为，我们现在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但是我们能回避已经存在的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吗？我们的大学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独善其身”吗？我们看到多少后来腐败的省部级甚至级别更高的官员案发前在大学视察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让我们的校领导和知名教授们围着团团转，并在师生面前大谈仁义道德，对比案发后的他们，不知大学里的芸芸众生会作何感想。依我看这些案发前的“道德楷模”们的拙劣表演才是社会腐败的基础。
大学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被认为是社会精英和知识阶层盘踞的地方。面对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大学不可能独善其身，一切感同身受，最终结局就取决于大学组成人员个体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及抵抗这些“腐败病毒”的能力。难道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大学出现一点“道貌岸然”、“道德沦丧”的人奇怪吗？我们同样只能寄希望于大学自身的“自净能力”及上级主管部门正视现实，及时调查处理那些负面事件的制造者。事实上，从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我们很多大学对学校发生的负面事件采取了“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态度，例如井冈山大学和浙江大学处理捏造数据论文作者，清华大学处理履历造假者和厦门大学处理学位造假者等。尽管西安交通大学处理长江学者造假事件有点被动，但在多位老教授的不懈努力和新闻媒体介入后，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决定。我想，当有的大学本身及上级主管部门的“自净功能”较弱时，网络和媒体充分介入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一位海外朋友多次在我的博文留言：刘老师为什么不说说自己学校的腐败事件。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说难也不是太难。要说这事有点难是因为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当过什么像样的“官”（只当过一些有责无权的学术委员、学科建设委员及杂志编委等），不可能直接参与处理某些负面事件。况且就是参与了有的案件调查也未必能够在网络上公开，相信理智的网友们应该可以理解。说这事不太难是在我的记忆里，我所在学校从30年前恢复职称晋升制度开始就处理过相关负面事件。那时听说一位留学比利时的教师申报副教授成果有假，学校及时取消了他的申报资格。有一位正处教授、博导成果造假，尽管这位教授是校长的博士学生，学校依然撤销了其职务和博导的资格。还有几个类似事件也得到比较及时的处理，这是我在学校内部网上看到公布处理决定文件才知道的。至于海外朋友提到的其他个别事件，我也是听说而已，如何能在网络上讲得清楚？所以，在一些负面事件处理方面我认为我们学校一直在做，是否做得很好我就无法评论了。
总之，对于大学负面事件，我的观点是：大学负面事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学校及上级主管部门采取消极态度，愚弄社会公众，导致大学公信力下降，丧失大学精神，这将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悲哀。而如果采取积极调查和处理相关负面事件，并及时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公众告知结果，这将会大大提高大学的社会威望，重塑大学精神，让我们的大学依然成为培养社会良知和社会精英的殿堂，为国家经济发展及创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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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2-09-04 A3 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