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
读了李侠先生《远逝的尊严》一文，深感此文之妙！其文发前人所未发，思考角度独特新颖，令人佩服！读后感慨万分。
在读李先生文章之前，宋襄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还是“蠢猪式的君主”形象，这种形象是几千年的历史造就的，我们一般人只是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个形象罢了。然而，李先生其文，却指出了这位“蠢猪式的君主”还有另外一种形象：涉及做人尊严的规则的守护者的形象。
我研究顾炎武思想，读《日知录》，尝见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伦理道德问题，顾炎武认为，自春秋到明清之际，伦理道德一直处于总体递降过程中，其间只有东汉的伦理还算过得去，为其他时代所不及，至于明末，就更是整个民族都差不多沦为禽兽了，所以中华之国也随之而灭亡，而华夏之人便沦为异族统治的亡国奴了。今读李先生之文，感到宋襄公失败以后的中国历史，倒真如顾炎武所说的，它乃是以诚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日益沦丧的过程，迄止于今，中国国民的诚信之德已然丧失殆尽！
在现实生活中，我发觉，在私下场合的议论（一般都是实话实说）中，从未有人认为在这个社会上讲守诚信是必要的，相反认为，讲守诚信的人，就是蠢如宋襄公之类的笨人。结合李先生其文所论，我终于感悟到：当今国人之聪明，实堪称是前无古人，周无外人，唯此为最！
国人之聪明，是聪明在心中毫无诚信观念，行为上只有待人之虚伪礼节——所以然者，也仅仅是为了避免宋襄公那样的败局，倘无外在压力，没有外界舆论制约与实在的外来威胁，则可能连虚伪礼节都不会顾及。
如今国人之心中念念在兹者，归结起来，一个字：“成”。两个字：“成功”。三个字：“不失败”。所以然者，因其坚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为了“成”而不“败”，国人都是大丈夫气概，“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则虚伪守信，“伸”则无法无天。在这世上无与伦比的灵活屈伸运动中，诚信和欺诈是一回事，都是达到“成”而不“败”的工具，只要达到目的，无论是诚信还是欺诈都是“好猫”。
诚信与欺诈同样重要，这就是国人的成功之道或成功之要诀。据此，若要说国人全然无诚信，这肯定是不对的，它就像说国人全然无欺诈一样荒唐。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究竟有无诚信或有无欺诈，而在于何时用诚信，何时用欺诈。在这问题上，国人最信刘备“随机应变信如神”的那一套，最善于权宜行事：时宜于诚信，则用诚信；时宜于欺诈，则用欺诈。这个“时宜”是什么？“时”是决定成败的外部条件；“宜”是适于成功的外部条件。“权宜”的“权”，就是对其外部条件进行权衡、裁量，看其是否合乎自己成功的目的。这里“权”的标准唯在于这个自私的功利目的。
权宜行事的思想实质就是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切行为规则都是自为的，都由我决定，以我的需要为转移。在这种唯我主义的规则意识中，规则及其标准是完全不确定的，故在这种意识的实践形态中，实践者所坚持的不是唯一的行为标准，也不是双重的行为标准，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多重行为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无限重行为标准，其外部条件变化有多快，其行为标准的变化就有多快。按照这种行为规则观念，什么公共理性，什么公共规则，都完全谈不上。
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是完全没有公共理性的，因而也完全不知公共规则为何。当其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系统中时，他们也必然要面临要求其应当或必须予以遵守的公共规则，但是面对这种规则，他们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按其规则行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考虑如何摆脱其规则的制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就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春秋末年的老子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他有多么聪明，其一人的智慧必然胜不过万众的智慧，因此，统治者凭其个人智慧而想出的任何一种治国良策，只要其一出台，立马就会出现无数对付和化解其国策的民间良策，这就是所谓“智慧出，有大伪”。“智慧”是指出于统治者个人智慧的治国良策，“大伪”是指出于众人智慧而能够化解其国策的民间良策，这些民间良策都是对国策阳奉而阴违的办法，故而谓之“伪”。正因为如此，老子主张“大智若愚”，即统治者根本不应该利用个人智慧来治其国，而是应该看到自己智慧的极其有限性，从而放弃“以智治国”的“贼想”，任百姓之自然，无为而治之。
实话实说，即便智慧高超如老子者，他也完全想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这般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而只是想出了一个为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加以实施的“无为而治”的玄道之法，这个办法其实也不过是一个“馊主意”，全无实用价值。
认真研究过《老子》又对国民性有精深理解的韩非，终于想出了一个用以对付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治国办法，这种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治国办法，其思想实质就是要造就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君来对付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这个办法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觉得它很有实用价值，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实际上就是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治国方略，并且事实证明，这种体现法家思想的治国方略是颇见成效的，它使秦国从一个起家于三流之国（大夫之国）而后为平庸的二流之国（诸侯之国），迅速发展成为诸侯中的一流强国。正是秦国的这段发迹史，使秦始皇十分赏识韩非的治国方略。事实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是按韩非治国方略的基本精神来强化集权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而且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未有根本性改变。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对付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最有效的治国之法，就是能造就极端利己主义国君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只是中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民主潮流席卷全球，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过时了，根本行不通了。但是，对中国来说，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不能再搞了，但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却依然如故，这可怎么办呢？
中国啊中国，怎么办？！有谁能不靠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而又能治理好这个充满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国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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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2-08-14 A3 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