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延续的前提。稳增长是当下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增长仅仅代表发展的一个构面，并非全部。任何领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须得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联合国《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了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的5种不可持续的情况：无工作增长（Jobless growth）、无声增长（Voiceless growth）、无情增长（Ruthless growth）、无根增长（Rootless growth），以及无未来增长（Futureless growth）。一旦经济发展陷入上述5种不可持续的境况，轻则步履维艰，重则元气大伤。

 

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其中公共基础设施的先导性以及拉动经济的龙头作用，使得“铁公基”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刺激源。但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领域，却存在众多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因素，蕴藏着深重危机。追根溯源，关键在于错误的增长理念，即5种不可持续情况的泛滥。

 

第一，无工作增长，是指经济增长并未相应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形势日趋紧张，导致的后果是：求职者压力大，同时在职人员缺乏安全感。一方面，工程技术发展使得很多工种为机器所取代而逐渐消失，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岗位技术含量的增加，共同逼迫缺少技术优势的从业者丧失选择职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工程建设所提供的大量体力劳动岗位，考虑到其收益只能维持最低生活保障，这种工作岗位很难有可持续性，这从“用工荒”浪潮中可见端倪：一是随着东西部打工收益差距的缩小，西部“一代农民工”更注重家庭，基于整体效益核算，宁愿就近打工；二是“农民工二代”已不愿意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更渴望在城市中寻找到更为体面的工作岗位，而上述两个因由直指体力劳动者收益偏低这一问题。如果某一工作岗位所能提供的收益过低，纵然此种岗位的数量再多，恐怕也难解就业之难。

 

第二，无声增长，指经济增长并未伴随着政治参与与民主的扩大，政治决策难以体现民众呼声。很多项目的出台，其决策过程取决于领导意志和专家集体拍脑袋，未经科学论证，更缺乏公众参与，项目上马后民众反对之声高涨，一旦地方政府危机处置不力，极易引发群体事件，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立情绪蔓延开来，增长自然停滞，发展沦落为发飙——政府觉得民众不领情、不理解、不配合，良善意愿结出的苦果令政府很受伤；民众则埋怨政府不体恤，认为项目之所以“短命”、规划之所以朝令夕改、质量之所以“豆腐渣化”、决策之所以不科学，皆因背离了伦理决策的正确方向，剥夺了公众参与的权利所致。

 

第三，无情增长，指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落入富人手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局符合“二八定律”甚至“一九现象”。房地产商的暴利和大量建筑工人领不到“血汗工资”形成鲜明对比，企业高管“自我增肥”式的极高薪酬和一线工程师“节衣缩食”式的微薄薪金构成强烈反差，基尼系数的不断加大显示出贫富分化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更严重的是，“环境种族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工程建造者在建造垃圾填埋场等环境有害工程时，更宁愿选择老少边穷地区，仅仅为节约成本开支却彻底扼杀当地居民勤劳致富的希望。社会整体财富扩大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贫困阶层，形成大前研一所描绘的“M型”社会。

 

第四，无根增长，是指“唯GDP论”论调下市场化、全球化所引发的本土文化危机，破坏了持续增长的基础。特别是大型工程项目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修筑大型水坝时淹掉的历史遗迹，城市化进程中拆掉的文化故居，经济发展口号下毁灭的青山绿水，无一例外都在削弱本国文化的多样性，甚至人为造就历史的断层。例如：在“维修性拆除”或“保护性拆除”的幌子下，南京市级文物、著名民国建筑张治中公馆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2008年被违规重建、2012年被开发商标价6400万元挂牌出售，其坎坷命运早已将其文物痕迹、历史风采和文化气息销毁殆尽，令人除了痛心已无话可说。

 

第五，无未来增长，即经济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在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04年11月5日于上海举行的世界工程师大会所发布的《上海宣言》则宣称：“在塑造可持续未来方面，工程负有重大责任。工程师应当创造和利用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降低污染，保护人类健康幸福和生态环境。”明确要求人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即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制服自然”。然而，很多工程人员都抱持“目前主义”，强调没有义务为了未来的人们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很多工程决策恰恰都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权作为代价，肆意的掠夺更加剧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物种多样性的消失。也许泰勒从尊重自然的道德意念出发提出的4个实践伦理规范，是所有工程从业人员必须严肃对待的4个法则：不作恶原则（即不毁灭其他生命个体和种群）；不干涉法则（即让“自然之手”进行控制和管理）；忠诚法则（即人类须认真履行道德代理人的责任）；补偿原则（即对被伤害的生物种群予以补偿，保持种间的自然资源均衡分享关系）。

 

不和谐的增长不仅仅局限于上述5种情况，例如，被韦斯凯尔（T. Weisker）称作“愚蠢的增长”的“失控增长”模式，在我国高铁建设中就不幸被言中。高铁作为唐僧肉，不仅呈现“漫无目标的增长”（规划中的很多高铁线路实无必要），更体现“不受约束的增长”（高铁上1125元一个的卫生间纸巾盒、7.2395万元一个的自动洗面器就是部门垄断大权独揽的恶果）。直至出现“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高铁的高烧才慢慢降温，而已经开始征地拆迁甚至开工建设的高铁项目则境遇尴尬，进退两难，结果是大量财富被白白浪费。

 

虽然公众对工程建设的专业性认知亟待提升，但政府通过理性引导和广泛的公众参与，让公众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能发出声音，在此基础上作出的政府决策，就能更妥善地均衡利益各方的利益诉求，更多地为公众所接纳，项目实施才会有坚实的民意基础，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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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2-08-03 A3 博客@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