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斌
所谓“潜规则”，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不为眼前制度所容的一套办事方式。比如说演艺圈的“潜规则”难道是能容于制度内的事情吗？我想不可能有这种公开的制度，但是它就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
比较起来，学术界里的“潜规则”更为隐蔽，因而更不易为制度所约束。制度实际上就是一套游戏规则，它只有在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遵守的情况下才能有效运转。这种遵守是发自内心的认同，而不是表面上执行。打个比方，一名教授当然有资格成为同行的论文评审人，同时也有对该论文给出优劣评阅意见的权力，这都是制度所赋予的。但是，教授的评阅意见究竟是他的真实看法，还是按照“潜规则”给出的看法，这不是制度所能限定的。制度的建立本身就存在一个基本假设：教授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真实认识进行论文评审，然而，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利益的驱动使得教授不愿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该通过的不通过，不通过的让通过，在当前中国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吗？再比如说项目论证，制度能约束专家们讲的一定是真话吗？不能，制度在这个时候无能为力。因为从制度层面上看，专家们当时的所言所行并没有半点可指责之处。
问题的关键是，既然已成为一种“潜规则”，那么就已经为圈内的大部分人所默认。这就像过去的行规，要在圈内混，必须得承认那套规矩。当大部分人都按照“潜规则”办事时，制度就无济于事了。
那么“潜规则”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不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而在于急功近利的社会大环境，以及中国传统人情关系的文化背景。项目申请，今年我让你过了，明年你让我过，皆大欢喜；你今年不让我过，我明年就不让你过，两败俱伤。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申请书、论文等本身的内容更为重要，其本质是对学术研究本身价值的忽视而对其可能会带来功成名就之结果的过分重视。
当然，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尚未至如此严重的地步。五分成绩能说成八分、九分、十分的不少，但还不至于将0分成绩说成八分、九分、十分。即使有，也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我们能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来抑制这种“潜规则”歪风呢？如果大部分人没有从内心建立起对学术研究客观性价值的认同，我认为很难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难道能不让申请项目、不让发表文章、不让研究生答辩？回避制度的实践表明，回避制度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无关大局。所以，我认为仅仅依靠制度来解决当前学术界的各种“潜规则”问题，很难很难。只有让圈子里大部分人不认同“潜规则”，对“潜规则”一类的行为群起而攻之，让其无处容身的时候，才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总之，我认为首先应该从文化的角度，而非从制度的角度解决“潜规则”以及中国其他一些腐败问题。文化是制度的基础，制度是文化的体现和保障。没有文化支撑的制度是空洞的，没有制度保障的文化是短暂的。当前我们并不缺乏良好的制度，关键是，这些制度并没有按照其预定的方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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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2012-11-26 第5版 思想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