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东（北大教务部副部长 元培学院副院长）
个人希望2012年中国教育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界在回答“钱学森之问”上有所突破。过去一年，高校在回应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上有一些进展，但仍需要继续从知识论的层面进行探讨与分析。
将课程从单一的讲授课程（lecture）改为讲授课和研讨课（Seminar）两种类型，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重要方面。研讨课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带领学生进行深入的讨论。这种教学并不将既有的知识体系当作确定的结论，而是在师生互相询问和启发之间，把既有知识当作不断进展中的知识进行探讨，这就与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些改进的端倪。北京大学在2006年建成小班研讨课教室；最近四川大学谢和平校长在推动小班教学上有重要的价值导引和一些仍有待深入的举措。
与研讨课教学相联系，缩小班级规模，增加师生间在课堂教育中的互动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数据之一。2011年，教育部要求“985”高校公布本科教育质量进展报告，但是核心的质量数据并未呈现出来。2012年，如果能将班级规模纳入该报告，引导高校班级规模向小的趋势发展，将会有效促进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更新考试模式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知识看作不断推进的洪流而非不可质疑的结论，那么现有的考试内容和模式仍要继续改革。目前，教育部推动的研究生一级学科统考制度、部分大学推行的考教分离制度和试题库制度都是在构建一种固有的、有标准答案的知识体系，与创新能力培养南辕北辙。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书中提到，“联大中文系的读书报告（和考试）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论》。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免考”。
西南联大为什么能够培养出众多创新性人才？就是因为学生的创造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被教师们高度地激赏与鼓励。
我注意到有些先行改革的高校开始赋予教师很大的考试自主权，这是重要的进步，但存在的问题是有些教师们尚不清楚如何使用。学生写出创造性文章，有些课程只给加5分、10分，这是完全不够的，应该加70分、80分，要将突破和推进知识体系的进步置于学习的核心。
西南联大对“怪论”的鼓励同样提示我们：高考作文的评判要特别鼓励创造性，建议今后增加创造性加分选项。例如，作文满分60分，学生如果有创造性的特别表现，依据程序和权限另行加分，最高建议加30分。实际操作中，创造性加分需要两层审核把关，而加分权重应在50%-100%之间。如此将对基础教育的改革起到卓有成效的引导作用，将西南联大的成功经验更大范围的发挥出去。
（本报见习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1-01 A19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