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中国在过去10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Q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Q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Q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Q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哂。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Q吗？
20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于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股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摘自《常识》，梁文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章有删节。）
《中国科学报》 (2012-01-01 A12 文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