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昊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8-10 2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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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的创新之争
 
□本报见习记者 吴昊
 
“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创新,是发现新需求,提出新问题,然后去满足它,解决它。——韩健(美国HudsonAlpha研究院研究员,分子鉴别诊断平台技术开发创业者)
 
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中祥(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两弹一星”工程亲历者)
 
浮躁、夸张、自吹的创新,肯定不是真实的创新,而是对创新的污染。只有真实的创新才是我们最期望的。——邹谋炎(中科院电子所研究员)
 
7月31日,韩健在科学网发表博客文章认为:《“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因文中观点悖于传统认知,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第二天,“两弹一星”研究亲历者吴中祥提出反对,以一篇《怎能说:“‘两弹一星’和‘自主创新’都不是创新”?!》回应。
 
之后短短数日,十几篇持各自观点的文章相继出炉。数百位科学网博友跟帖发表见解,或支持、或反对,纷纷加入争鸣。
 
何谓“创新”的话题就此被推上了前台。
 
针锋相对
 
查阅韩健近年发表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讨论、倡导“创新”有关。有着几十年的科研、创业经历,他认为自己对创新有着独特的认识和实践。
 
“一提起创新,国内一些人就举‘两弹一星’的案例,可是我不觉得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韩健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韩健认为,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并且这个榜样是可实现的,因此“两弹一星”是仿制,不是创新。对于仿制者,要解决的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事实上,在“两弹一星”成功之前,很多相关研究者均在欧美有过相关工作背景。钱三强、何泽慧、杨承宗均出自法国小居里夫人实验室,并在那里获得很多核物理领域的重大发现;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均从美国归来,在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有很深造诣;王淦昌的导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迈特纳……
 
在韩文仅仅发出一天后,反对的声音接踵而至——首先来自亲自参加过“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老科学家吴中祥。
 
已经80岁高龄的吴老在博文中称,“仅就我所具体参加的‘两弹’研制中所必需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键材料,在整个爆炸过程中的状态方程,就有大量必需的创新工作”。
 
吴老认为,当时美苏对新中国实施“核讹诈”,赫鲁晓夫叫嚣“中国20年内造不出原子弹”。新中国原子弹所有关键技术,基本上都是自主解决的,氢弹更甚。这绝对应该是自主创新,是创新毫无疑问。
 
其实,毫无疑问的还包括“两弹一星”对于中华民族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两弹一星”是在极度困难的信息封锁下,靠中国人自主技术攻关而成……
 
事实上,韩健对“两弹一星”的历史功绩并无质疑,不过他依旧在博文中呼吁:
 
“不把‘两弹一星’当做伟大的创新成果来宣传,也是倡导创新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整天喊鼓励创新,可实际上却在鼓励仿制。……要让创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的习惯。”
 
而吴中祥则另有侧重。他告诫读者,发达国家可能通过诽谤我们的自主创新为模仿、抄袭,来实现压制我们的目的。
 
因此,要认真执行“自主创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独立自主、原始、集成、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望文生义”
 
争论第二阶段,多位科教界人士开始在“创新”二字上做起文章。
 
一些学者持以下观点: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
 
韩健眼中的创新,就是明显的“原始性创新”。从他的创新创业经验来看,识别创新的标准,看其是否“率先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问题”,而不是“独立自主地,解答了一个他人提出的问题”。
 
而吴中祥认为,在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必定有核心的自主创新过程和成果;虽有榜样,绝不是完全模仿,是创新。或可将其归入“再创新”一列。
 
美国关岛大学工商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宁博士将科学家眼里的“创新”和经济学家的“创新”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他由是推导,即使是科学家讨论的“两弹一星”创新问题,也因定义不同,失去了“是或者不是”的答案。
 
“‘创新’这个词,由于被过度政治化,被过度口号化,被过度大众化,已经完完全全庸俗化了。”李宁在博文中总结道。
 
提出“创新”一词被滥用的,还有中科院电子所退休研究员邹谋炎。
 
“国语中本来不乏更贴切和实在的词,例如修改、改进、改良、新尝试、新举措、提高、增强、更新、进展、进步、革新等等,现在统统提升为‘创新’。”邹谋炎说。
 
既然有如此形形色色的创新,那何种创新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如何简化和纯洁所谓的创新?什么才是目前中国最值得提倡的创新?
 
现实大于历史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
 
“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留给人们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2005年3月29日下午,钱老在三○一医院对我国的创新人才、创新思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现实情况是,不仅是科学研究,在社会方方面面,国人更多仍是“跟随”。
 
一位联想公司内部人员告诉《科学时报》记者,美国苹果公司开发出iPhone,我们马上有乐Phone跟进;iPad风靡,我们有乐Pad应对。
 
事实上,中国的“Phone、Pad”,肯定有不同于苹果产品的自主技术,这是否是“自主创新”呢?在整体理念,也就是“发现问题”的环节上,这些产品可能跟风模仿的痕迹更重。
 
“大家都是跟着‘热点’走,而很少考虑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去争做世界第一。”一位学者如此诠释中国现状。
 
中国创新之路何处去?生物学家曾杰建议,“不以成败论英雄,而应该以创新精神和奋斗过程论英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一种创新的信仰和文化,是建立创新型模式的关键”。
 
晚年的钱学森在上述系统谈话中,更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两弹一星”的功绩,自有历史评判。本质上,学者们的争论,是指向科教界面临的现实挑战,也就是希望为中国探索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创新之路”。
 
锁定在这样一个目标上,更多的争论,恰恰意味着对创新有更深的理解。
 
《科学时报》 (2011-08-11 A1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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