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云鹏
收到远帆同学（科学网博主）的短信，让我对他的一篇博文《媒体报道学术问题应避免舆论误导》发表一些看法，出国多年，但对国内的医疗事故和医患事件多有所闻，由于不了解真相，对于具体事件还是慎重为上。
在北美有两位同行朋友上过被告名单，其中一位朋友一度发愤要拿法学位，他们最后都过了关，但在医疗保险留下一个记录，尽管这个记录对未来的医疗实践影响很有限，至于像国内那样的恶性纠纷是难以想象的。
国内医患恶性事件频发，与其说是医患矛盾，不如说是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可以作为一个博士课题，不是一篇博文能说清楚的，在此提几个问题作一个思考。
国内有医疗纠纷解决的制度和机构吗？这是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在北美大致有以下途径：与责任医生沟通，寻求第三方意见，行政卫生机构投诉，请律师打官司。国内的专家仲裁有点像第三方意见，如果不能解决纠纷，那么行政和法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而这方面也正是国内的短板。
国内的卫生局和法院都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由于级别和水平相若，一个部门如卫生局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到另一个部门如法院也不可能解决，接下来就需要上级主脑出面，而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上级首长的作为也很有限，这样大量的纠纷就积压下来，其中一小部分爆发成恶性事件就可能对行业和社会带来震动。
国内的法制建设还差得很远，西方的法制值得学习，华人圈子如新、港有很好的法制模式做参考。每次从电视里看到国内的公检法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缺乏令人信服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医疗纠纷涉及到复杂的专业范畴，国内的法院处理这类案件的专业能力很不乐观，如果仅凭卫生行政部门的仲裁意见，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与无数的上访事件相比，医疗纠纷是很小的一部分，这很大程度反映了国内法制的缺陷。
我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医疗与社会的关系。这里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我选择医学是基于一种错觉，父亲留给我的一种美好的职业印象，在任何时代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到出国探亲，他都能成功地以职业立足于社会，而基本能够独立尊严体面地生存于体制外，而国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专业医疗执业是依赖于体制生存的，专业教育和训练也依附于体制，当体制脱离隔绝于社会时，专业医疗也随之而脱离于社会，这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大势下任何口号式的教育都是苍白的，医疗脱离于社会而引致医患关系紧张是必然的。北美的专业医疗是自立于社会的，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是以服务于社会为基本使命的，医患关系是自然形成的。
医生的劳动价值和患者的社会保障是我想提的第三个问题。医生的劳动是高级复杂劳动，外科手术刀的精细复杂和风险远不是理发剃头刀能比的，如果其劳动价值严重扭曲，那么专业本质上也必然严重扭曲。中国特色在于以体制将其固化，那么形形色色的灰色腐败就不可避免，这不是体制内的小修小补的医改能解决问题的。患者的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政府医疗的投入不足国防的几十分之一，和“三公”消费相比更不值一提，以这点蝇头小利来保障13亿人的健康，还要与北美相比，某学者的报告是一大笑话。如果专业临床被限制压缩的话，与医学相关的科研如生命科学就成了空中楼阁，巨资投入的科研就成了巨大的浪费，医学和相关研究的关系也是辩证的。
媒介的专业性水平则离不开社会的发展水平，其实这种恶性医患关系即便没有公共媒介的爆料，也会曝光到网络媒介上，在海外看到国内纸媒小报杂志的医疗案件报道更恶劣，堪比好莱坞的恐怖片。国内公共媒介的专业性也是一大问题，与北美有很大距离，公信力也就大打折扣。医疗是高度专业的学科，即便媒体人有一点专业背景，也难以保证专业报道内涵的准确性，这就必须有独立公正的专业学者的帮助，而中国的专业人士绝大部分都依附于体制，专业学者的独立公正性就成了很大疑问。
僵化顽固的整体制度架构不变革的话，以一个下属部门做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这种医改是没有前途的。另外，港台新等华人圈子，其医疗基本与西方融合的，规模小而易于管理，很难为大陆所模仿，在地理上它们是大中华的小卫星，但在医疗体制上它们却是西方体制的延伸，这让俺感到悲哀。
（http://blog.sciencenet.cn/u/yw20002000）
[20]laizhouwan
国内的第三方调解就是捣糨糊——为了和谐；反正医院即使冤枉了也赔钱，没有专业技术的调解。
博主回复：所以要改革，而且是大改。
[2]SNPs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普不够到位。病人有个错觉，以为绝大多数病都是可以治好的，而实际上能治好的病很少，尤其像肿瘤这样的病。如何让病人清楚地知道预后，又觉得医生是在尽全力地拯救？这里面有一个医患交流的策略问题。
博主回复：是的，在美国，医普是公共事业，患者的知识和素质很高，另外，医患交流包括对患者的疾病教育是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专业水平非常高，国内基本是空白。
《科学时报》 (2011-10-20 A3 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