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鹤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成立80年来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这份题为《全球高等教育趋势报告：迈向包容、公平与优质的高等教育》的报告以2.69亿全球在校生为底色，勾勒出一幅充满悖论的图景：区域鸿沟呈现马太效应——西欧与北美已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毛入学率仍不足10%；国际流动学生突破730万，但难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仅有9%；生成式人工智能（AI）正快速重塑知识生产，全球却仅有19%的高校制定了正式的AI应用政策……

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球高等教育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张，但这种扩张并未带来公平与质量的提升，反而在多重压力下，走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沿着以国家主导弥补市场失灵、以跨界融合回应知识革命、以人文重构校准科技方向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向前走，这一趋势留给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高校自治迈向战略协同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以学术自治与机构自主为核心信条，国家角色被限定在资源提供者与规则守护者的范畴。然而当下，这一传统范式正发生根本性松动。国家主导、规划先行、意志贯通已成为本轮改革最醒目的制度特征。

美国的转向极具标志性。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创世计划”整合国家实验室、顶尖高校与科技巨头，构建跨领域协同攻关体系，试图借助行政和财政手段约束高等教育机构的意图，迫使高校办学方向与国家意志保持高度一致。无独有偶，日本政府也于2025年颁布《国立大学机能强化改革方针》，实现了对国立大学使命、治理、资金与支持体系的首次系统性政策整合，同时提出建立全政府联动机制以统筹高等教育支持方案。

这些举措说明，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竞争力硬支撑的地位愈加凸显，大学已从象牙塔中的知识共同体转变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前沿阵地，体现了高等教育治理在全球竞争愈演愈烈下的理性重构。

重构学科边界与人文社科时代方位

在国家意志重新锚定高等教育战略方位的同时，高校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也在经历一场从学科引领到问题导向的革命。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认识到，面对AI、量子科技、先进制造、生态环境等复杂挑战，传统学科壁垒已成为创新的最大障碍。跨学科深度融合不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横向联合，更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在科技发展中地位作用的重构。

德国新一轮的卓越战略（2026—2033）堪称该趋势的缩影。该战略以AI为枢纽构建跨学科研究网络，将多学科合作与校外机构参与作为资助的必要条件，催生了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协作网络。英国研究与创新署在2022年—2027年的战略中，明确将社会科学、人文与艺术整合进“全球性复杂挑战”解决框架，指引人文社科深度参与AI治理、绿色转型与数字伦理等领域的规则制定。

这些举措表明，跨学科融合已进入以问题为牵引、以制度重构为保障、以知识生产范式变革为目标的大科学时代。其中，人文社科的地位重构正是这一时代不可或缺的价值之锚——当技术可以回答“能做什么”时，需要人文社科研究持续追问“应当做什么”。

同时，以AI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以更高维度的复杂性考验高等教育的适应能力。报告显示，尽管56个国家已采纳国家AI战略，但高校层面的治理严重滞后——仅19%的机构制定了正式AI政策，80%的教师反映缺乏机构层面的AI应用指引。同时，当约90%的开放教育资源产自欧美并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时，非英语国家的知识体系也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威胁。

在此背景下，人文社科研究可以为技术突破提供价值锚点与意义框架，为算法治理与数据伦理设置制度边界，应当引起高等教育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财政紧缩与人口变化的压力应对

国家主导与跨界融合的改革叙事始终无法回避一个冰冷的现实约束：钱从哪里来？学生在哪里？

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政府高等教育平均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8%，且区域差异显著，西欧与北美国家虽然达到1.11%，但同样难以改变财政紧缩的趋势。主要发达国家正加速告别传统的增量预算模式，转向绩效导向拨款的“精准滴灌”策略。

例如，丹麦以“计价器”模式，将约80%核心经费与修读学分、毕业产出挂钩；荷兰以绩效协议捆绑资金与战略完成度；多国将劳动力市场指标纳入分配公式；一些国家还通过实施混合融资分散公共压力，并以治理改革提升财政效率。

这些转向并非简单的经费削减，而是以绩效问责换取院校自主，以结果导向提升教育投入效能，属于在财政压力下寻求高等教育质量与公平的最优解。

同时，人口结构的断崖式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系统压力。尤其像日本、韩国这类面临老龄化与少子化双重压力的国家，大批地方高校面临生源与财政的双重危机。对此，韩国施行“全球本土化大学30计划”，着力推动地方大学合并重组；日本将促进区域社会振兴确立为国立大学三大核心使命之一，本质上都是在人口寒冬中通过空间重构与功能再造寻求生存之道。

战略定力与改革张力的平衡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型的关键期，更需要在借鉴中保持战略定力，在融合中探索自主路径。

一是突出国家战略导向，加紧布局战略必争领域。战略必争领域主要集中在具有前瞻性、战略性且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科技前沿。这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保障国家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举措，也是高等教育应当承担的责任。我国高等教育应结合国家战略需求，持续完善“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体系化加强基础学科建设，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体系化布局。

二是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走深、走实，在政策机制与学术评价上寻求突破。科学进步已超越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线性顺序，我国高等教育要推动在工程实践与社会发展中凝练新的基础研究问题，在高校、企业和实验室之间形成新的连接循环，推动基础研究突破反向赋能工程实践与社会创新。

在这方面，高校应继续探索以实体化平台、独立人事权与交叉评价作为跨学科融合的机制保障，并改革研究成果评审标准，认可在交叉领域取得且难以被单一学科传统标准评价的创新成果，延长从事深度交叉研究学者的考核周期。

三是重构人文社科地位，构建对接国家需求的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并发挥人文社科研究在科技创新中“方向盘”与“制动器”的作用。布局前沿领域和先导产业时，高校须同步考虑人文社科发展机遇。比如，可将哲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纳入重大科技研究项目的必要环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凝练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是合理构建分类发展评价体系。发达国家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精准的实践表明，同质化竞争是资源浪费的根源。中国应加速构建分类差异化的学科布局——综合性研究型高校聚焦前沿交叉，行业特色型高校紧扣产业需求，地方高校立足区域振兴。同时，可探索建立高校与企业学位协同授予试点制度，在需要人才培养快速响应的高端制造、AI等重点领域，赋予龙头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并参与授予学位的资格，将产业实战项目纳入核心考核环节，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紧密衔接。

总之，全球高等教育正站在一个旧秩序尚未完全退场、新范式尚未完全成型的历史间隙，而作为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的拥有者，中国已从跟跑者转变为共建者。这一成就本身就是对全球的巨大贡献。今后，我们还需要将自身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这不仅关乎中国教育的未来，也关乎全球高等教育能否真正兑现“包容、公平与优质”的世纪承诺。（作者单位：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