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顶尖学者朱曦辞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终身教职，全职回国加入深圳湾实验室，任分子生理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朱曦是国际离子通道领域著名专家，曾率先克隆哺乳动物的TRPC和TPC离子通道，并全程参与了TRP离子通道国际标准命名体系的建立。此外，他还发现了酸敏感通道ASIC1a通过“非通道功能”引发细胞酸中毒死亡的新机制，为中风治疗提供了全新思路。
按常理，他完全可以沿着既有优势继续深耕。可他偏偏选择跳出“舒适圈”，向生命科学研究的技术变革发起挑战。在他看来，当前生命科学的研究技术过于低效，只有通过技术变革，产生海量动态数据，才能真正从整体了解生命现象，降低检测成本，带动新的消费蓝海。
《中国科学报》：你在细胞钙信号、离子通道、膜受体等领域有很多领先成果。回国后也可以沿着之前的研究做，为什么要转向技术领域?
朱曦：上初中时，就听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预言。过去三四十年生命科学的确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是远远无法满足全面理解生命现象、并为国计民生创造价值的需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现在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验方法总体来讲效率差、产出低。
这好比一幅千片拼图——若已拼合300片，尚可推演全貌；但眼下仅有零散数片，根本无法还原真实图景。
我们需要结合3维空间+时间维度时空解析技术，从四维尺度上，动态观察离子（钙离子、氢离子等）、信号因子和蛋白质（包括总量和不同活化态）在细胞内的真实状态，了解它们在正常生理运作和各类疾病中的动态角色。
这个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将是对社会最有价值的产品。
《中国科学报》：怎么去理解这些数据的价值？
朱曦：生命科学研究的产出，不只有科研论文，创新药物和诊疗技术，其产出的数据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这一点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可能是被完全忽视了。
我们需要海量的数据来实现对生命现象的完整认识，有了这个基础，在未来各种应用场景，就可以通过少量的数据迅速有效地对变量诱发的改变作出判断，最终降低检测成本，形成良性循环。
从国家层面来说，生命科学数据对标准制定，工农业生产，全民健康至关重要。对于普通百姓，生命科学数据对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同样非常重要。如果数据产出能力提高，检测成本下来，社会需求就会被激发。
举例来说，过去基因测序需要几十万，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承担，现在降到千元，这项检测因为其对个性化用药的重要性，需求就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技术成本也会下降，这又促成了更多的需求。只有这样，生命科学研究和应用才能蜕变为真正支撑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且具吸引力的行业。
《中国科学报》：要提高数据生产能力，应该怎么做？
朱曦：生命现象有太多吸引我们去探究和钻研的内容，同时也有大量医学难题有待攻克。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只待在象牙塔里研究具体的问题，将很难推动这一学科进入统驭地位。我们的研究需要跟国计民生挂钩。政府和行业也需要增加投入，开发新技术，共同推动这场变革。
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做好平衡，一方面要保护产权，激励创新。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造成知识普及和推广的壁垒。在美国和德国有很多先进仪器处于被搁置状态，不是技术不好，是因为价格高昂，导致技术无法普及到更多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报》：回国后，你一直在推进实验室团队建设。这期间，有什么关于人才培养比较突出的感受吗？
朱曦：人才的成长需要过程。但是现在有一个状态，可能会阻碍生命科学的发展，就是博士后的出站普遍要求2到3年。这个时间太短了，至少对生命科学领域来说，很难让一个博士在更换实验室后达到出站要求。
很多地方对出站有文章、影响因子等要求。如果想顺利出站，对于很多博士生来说，选择留在原来的实验室最保险。这对于人才培养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大多数学生在博士期间刚学会独立，博士后阶段换个环境，对于知识面和视角的扩展都是很好的事情。现在这种机制可能导致年轻人不愿意改变。因此损失了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人拓展科研纵深的机会，是比较可惜的。
在欧洲或者北美，博士后一般没有必须出站的时间限制。比较成功的博士后一般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一项高水平的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领域，特别需要时间的积累。
《中国科学报》：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你前往美国深造，此后产出系列高水平研究，200多篇论文发表于Nature、Cell、Nat Chem Biol等国际知名期刊。你觉得自己的学术之路顺利吗？
朱曦：我认为是比较顺利的。这可能跟我的心态有关系，我从来不把失败当回事，每件事都能想出正面的地方。我也不跟别人比较，不攀比。
《中国科学报》：这种好心态，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朱曦：是的。我的父母曾经都是大学生，后来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他们跟身边人都能打成一片，非常平和，很知足，很乐观。我母亲在42岁的时候，因为癌症去世了，但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悲观的情绪。
《中国科学报》：是母亲离世这件事，让你选择了生命科学研究吗？
朱曦：这可以是一个动力，但不是我做这个事业最重要的原因，只靠一个执念是无法支撑持续开展研究的。更本质的是因为我对这个学科充满了好奇心。所以我总是鼓励年轻人，重新找到儿时的好奇心。
《中国科学报》：你是非常高产的学者，对学生会要求很严吗？
朱曦：我带学生，尽量不去与人比较，也不去跟我自己比较。年轻PI可能会进入这样的误区，去想自己当初是怎样的，学生怎么就不行。
每个人的特点不同，你不可能知道学生任何时刻都在做什么，他心理沉淀的过程，对整体实验的思考，很多时候导师是无法知道的。所以，导师很容易进入一个对比的误区。
我之前带过一个工程出身的学生，辅导他做电生理的实验。他学得快，操作仪器也很在行，但是生物化学实验就总是做不好。最后在论文指导委员会，我们提出也许他真的不适合做生化实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电生理部分，后来他做得的确很成功。
所以我们还是要花一段时间去摸索学生的特长。
《中国科学报》：你最希望跟学生分享的学习经验是什么？
朱曦：反复练习。
很多学生觉得，只要我实验做成功一次，就意味着学会了。其实不是，做成功跟学会是两个概念。
对于做科研来说，实验室就像一个车间，工人需要反复操作，才能熟能生巧。但是成长时代不同，新一代的年轻人对熟能生巧没有本能上的意识，因为社会提供的更多的是提前“预制”好的。
但是要真正掌握一个实验技巧，拥有原创力，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反复练习。任何一个简单实验都需要反复操作。不光是实验，科学的思考、语言的学习等等，都需要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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