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一棵树、认一朵花，这是大多数人逛植物园的日常。但在科学家眼中，国家植物园远不止于此——它是守护濒危植物的“诺亚方舟”，更是一张覆盖全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近日，我国首部国家植物园战略研究专著《国家植物园发展战略：全球现状、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廖景平、周志华、袁良琛、郭立新、董晖、何拓担任主编，黄宏文、陈进、胡永红主审。

专著封面。受访者供图

记者了解到，这部专著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创作路径——从科学网博客线上深耕、观点迭代、成果沉淀，到最终成书出版，堪称学术新媒体赋能科研创新的生动样本。

全球80多座“国家植物园”，没有统一模板

全球有多少座植物园？据国际植物园协会统计，各类植物园及树木园约2500座，其中冠以“国家”“皇家”名号的约80座，分布在48个国家和地区。不过，这些“国字号”植物园并没有统一的运营模板——有的隶属国家部委，有的归科学院管理，还有的由地方政府或非营利组织运营，管理模式五花八门。

书中追溯了国家植物园的“鼻祖”——英国邱园。1840年，邱园正式成为国家植物园，早期使命是发掘经济植物和跨大陆引种；二战后重心转向植物保护，其“千年种子库合作计划”至今仍是全球迁地保护的标杆。殖民时代结束后，旧有的资源掠夺模式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留下的启示依然深刻：国家植物园从来不只是“漂亮的花园”，更是国家战略意志的承载者。

专著对比了七国植物园体系：南非由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统筹全国网络；斯里兰卡依托农业部搭建植物地理区保护网；巴西通过分类认证制度规范行业标准；英国邱园则以全球视野推进国际协作。

“各国路径不同，但核心使命高度一致：守护本土特有、珍稀濒危植物，织就生物多样性保护网。”专著主编之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廖景平说。

中国短板：物种数多不等于保护成效高

对照国际经验，专著直指我国迁地保护的软肋：过去不少植物园热衷于“攒物种”，追求数量上的好看，却忽视了三个关键维度——遗传谱系是否完整、野生种源是否充足、种群遗传代表性是否充分。

一句话：物种数多不等于保护成效高。

专著明确，我国国家植物园的定位是——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基础设施。它必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联动协同发展，构建“就地-迁地保护”双重屏障。同时，以国家植物园为核心，织密覆盖全国生物多样性热点和优先区域的迁地保护网络，补齐高山、荒漠、热带等特殊生境的保护短板。

全书最核心的变革信号是：活植物收藏必须从“数量导向”转向“科学价值驱动”。评判标准不再是物种清单有多长，而应看四个关键维度：是否覆盖高等级受威胁物种，是否保留充足野生种源，能否体现系统发育演化谱系，以及能否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风险。

配套的迁地保护策略也在同步升级：优化野外采样方案，兼顾地理分布、生境差异和种群遗传代表性；建设分布式保护网络，避免“把所有的蛋放进一个篮子”；推动保护园艺与科技深度融合，利用物候监测、遗传解析等手段提升迁地种群的生态韧性，最终服务于野外回归和栖息地修复。

从“数数量”到“看质量”：五大评估指标

“专著第六章构建的动态监测评估体系，是全书最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原创成果。”廖景平说。这套体系覆盖五大板块，像给国家植物园做“全身体检”：

第一项：保护价值评估。不再只数物种数，而是考核受威胁物种覆盖率、野生种源覆盖度、谱系代表性等硬指标，引导资源投向真正有保护价值的对象。

第二项：活植物“电子身份证”。建立标准化数据档案，涵盖引种凭证、栽培日志、种质数字档案，并创新性建议引入区块链技术，确保种质交换记录不可篡改——让每株保育植物“身世可查、来源可溯”。

第三项：园林园艺与意象体系。融合中国传统园林、自然式园林和栖息地造园手法，设定意象清晰度、保护功能、文化教育三类评估指标，避免“重颜值、轻内涵”的倾向。

第四项：公众科学教育。从传统简单科普走向创新能力培养，构建“基础认知—深度探究—专业拓展”阶梯式路径。评估不止看游客数量，更关注课程建设、志愿服务和新媒体原创产出。

第五项：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创新利用。建立“保护—利用协同”模式，优先开展战略种质储备，挖掘野生近缘种的抗逆基因，但坚决拒绝脱离保护目标的产业开发。

不照搬国外标准，输出“中国方案”

在全球“昆蒙框架”背景下，专著将视野延伸至全球植物园认证与治理层面。书中分析指出，邱园的绩效指标正从“资源导向”转向“战略导向”，但我国不宜简单照搬国外评价标准，而应立足国情，构建包含保护效能、数据质量、社会及学术影响力的多维评估体系。

“国家植物园既是守护本土物种的‘诺亚方舟’，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战略平台。”廖景平表示，专著以海量调研数据、多维跨国案例和原创性评估体系，填补了我国国家植物园体系化战略研究的空白，为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