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盖茨基金会向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捐赠逾5亿美元。据《科学》报道，IHME负责发布《全球疾病负担》报告，这是全球覆盖面最广的疾病与健康风险数据集。然而这再次引发外界对IHME的批评——该机构的结论依靠外部无法查阅的计算机模型，很多结果是基于十分有限的数据推演得出的。

IHME长期接受盖茨基金会资助，这笔为期10年、总额5.4亿美元的资金是其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捐款。IHME表示，将利用这笔资金提升《全球疾病负担》报告的测算精度，把评估覆盖的地理单元数量从900余个扩充至近5000个；同时拓展全球健康预测项目，并加强对全球卫生经费投入情况的监测统计。

塞内加尔达喀尔的沙尘暴是空气污染的诱因，而空气污染正是《全球疾病负担》项目追踪的众多健康风险因素之一。图片来源：Cem Ozdel/Anadolu

“这笔钱恰到好处。”全球卫生专家、曾任IHME理事会成员的Lincoln Chen评价，因为《全球疾病负担》报告“是我们能定期拿到的、唯一真正全面的全球健康图景数据”。该机构2025年最新报告覆盖204个国家和地区，分析375种疾病和损伤造成的健康影响。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的Tim Evans指出，由于这些数据可以为卫生领域提供参考，“这类投资能带来极高的回报”。

全球卫生领域另一些专家提醒，IHME的计算机模型并不能替代实地人群健康数据采集工作。“很多估算结果过度依赖高收入国家的数据，然后靠模型进行大量推演。”美国同一健康信托基金主席Ramanan Laxminarayan表示，“而且他们的模型不对外公开，既难以核验，也无法复现结果。”

英国牛津大学的Prabhat Jha指出，这套体系已出现过明显错误。例如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报告将霍乱列为加拿大腹泻死亡的首要诱因，但霍乱在加拿大极其罕见，只有来自疫区的旅行者才会感染。IHME后续修正了报告，却没有解释错误成因。“我们至今仍不清楚问题出在哪儿，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误判。”

Jha表示，IHME的报告传递出一种数据高度精确的假象。“当报告让决策者以为拿到的是真实数据，而实际上只是推测估算，就会转移大家建设基础数据系统的注意力，而后者才能产出更准确的信息。”

《全球疾病负担》项目最初是上世纪90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委托发起。为完成报告，IHME收集全球数百万份数据源，包括高收入国家医疗卫生系统记录、已发表科学文献；对于卫生体系薄弱甚至缺失的贫困国家，则依靠各类调查统计疾病症状与死亡情况。研究人员基于这些数据构建模型，计算伤残调整生命年，该指标方便对比同一地区不同疾病的危害程度。为避免霍乱这类错误，IHME增加了与当地专家、卫生部门的合作，请他们对估算结果开展核查。

每两年发布一次、以系列论文形式刊登于《柳叶刀》的报告曾多次引发争议。2013年首份报告得出的疟疾死亡人数估值就与WHO的结果差距巨大，造成IHME与WHO关系紧张。不过该机构依然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盖茨基金会的慷慨资助。迄今，盖茨基金会已为IHME投入超过3.85亿美元，目前承担该机构约9000万美元年度预算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