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国科学报》记者江庆龄

“去临床看看，了解帕金森病患者的真实状况。”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研究员刘聪课题组，这是学生必须完成的一门“必修课”。

他们走进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看到患者因为“抖慢僵”，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也看到疾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的漫长压力。相比氨基酸序列、电镜照片和实验数据，这些面对面的接触，让“帕金森病”从一个研究对象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人。

“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我有可能帮助到他们”，真实的临床场景也成为师生的重要动力源。

2013年回国以来，刘聪围绕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持续展开研究，最终希望把帕金森病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尽可能往前推。

这是一条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的漫长道路。“我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未来十年内推进帕金森病诊断方法落地，并发展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让更多人能够健康地老去。”在近日举行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上，刘聪如是说。

刘聪在2026未来科学论坛上分享。图源：未来科学大奖

1978年，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问世。陈景润由此成为大众心中科学家的典型形象，也让许多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科学产生了最初的向往。

但陈景润的故事，还有一个后来较少被提起的尾声。1984年，他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病，曾经一度口不能言、手不能握，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头脑依然清醒，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这是帕金森病给患者带来的残酷处境。

1979年出生的刘聪，正是在“科学的春天”成长起来的。从小，他就对“科学家”这个职业心向往之。但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数十年后，自己会把研究方向确定为以帕金森病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刘聪

回顾他的科研旅程，更像在向着科学家这个理想靠近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明晰。

1996年，克隆羊多利出生，关于“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的讨论也越发热烈。两年后，刘聪进入了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本科的四年，刘聪如海绵般学习各种生物相关的知识。随着学习的深入，刘聪对于生物的兴趣越发浓厚，也深刻意识到学科内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这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探秘的机会。

后来，刘聪如愿考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读博，师从苏晓东教授开展蛋白质晶体学和结构基因组学研究；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David Eisenberg实验室里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他开始关注蛋白质异常聚集及淀粉样纤维的形成机制。

回国加入上海有机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后，他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以帕金森病为代表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以前我做的是基础研究，希望能发很好的文章，成果将来写在教科书上。”刘聪说，“现在则是希望实验室成果可以最终上临床，造福患者。”

帕金森病是仅次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第二大常见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国帕金森病报告2025》显示，我国现存患者已超过500万，且仍以每年近10万的速度持续增加，并呈现年轻化发展趋势。

但在十几年前，帕金森病是一个相当“小众”的领域，无论是论文数量还是“入局”的课题组，都十分少。即便是在美国，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投入到2016年才开始增加。

但刘聪关注到，神经退行性疾病长期缺乏有效的诊疗方案，而患者数量在不断增加。无论从解答基础科学问题还是推进临床治疗的角度，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加入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的原因。”刘聪表示。

刘聪

早在2010年，上海有机所研究员袁钧瑛（202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就开始筹建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将发展目标定位为发展和运用最前沿的生物与化学技术手段，对人类神经系统病变特别是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共性和关键性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并开发基于原创的临床诊疗方法。

2012年中心建立后，袁钧瑛开始招兵买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人才。刘聪正是最早加入中心的科研人员之一。

在临床上，帕金森病患者往往会出现动作迟缓、静止性震颤、肌强直等运动症状。然而，当这些症状显现时，患者脑内的病理变化往往已经持续多年。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是帕金森病公认的“罪魁祸首”。

在正常状态下，α-突触核蛋白以可溶的单体形式存在。发生错误折叠后，它却会逐渐聚集成具有病理性的纤维，并像“种子”一样诱导更多蛋白错误折叠，在神经细胞之间传播。等到患者出现典型临床症状时，大量多巴胺能神经元已经受损，干预窗口也因此被大幅压缩。

“要把结构生物学看作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研究目的。”袁钧瑛的这句话，给了刘聪很大启发和指引。

于是，刘聪从擅长的结构生物学出发，结合交叉研究手段，从致病蛋白结构开始了研究。一方面，刘聪团队建立一套整合性的多学科研究体系，覆盖了高分辨率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物理、生化与细胞功能分析及疾病动物模型。另一方面，刘聪与药物化学专家、临床医生开展合作，从临床中寻找更多科学问题，并进而用于临床。

“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相辅相成的。”刘聪表示，“要实现早期诊断，必须深入研究α-突触核蛋白病理聚集体的形成与致病机制。在此基础上，还要找到能够特异性靶向它的治疗性分子。最终，能够在患者体内的α-突触核蛋白出现病变时就及时干预，把诊断和治疗的时间往前推进。”

2024年春天，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PET中心，一群人紧盯着屏幕。当预期脑区出现清晰的影像信号时，室内响起了掌声。

“那天我在外地开会，没有在现场，但一直远程关注着。”两年后再说起这件事，刘聪仍难掩兴奋。

这次人体成像，第一次将团队多年的结构与探针研究推到了患者身上。

在系统阐明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聚集机制的基础上，刘聪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丹及本单位研究员谭立合作，开发出能够识别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的PET示踪剂“氟-18标记FD4”。

刘聪介绍，氟-18是氟的放射性同位素，被它标记的FD4小分子进入人体后，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识别病理性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并通过PET扫描呈现相应信号。如果这一方法得到进一步验证，医生就有可能在活体状态下观察病理蛋白在脑内的分布与变化。

此前的动物研究虽然取得了积极结果，但候选示踪剂能否在人体内保持预期的靶点识别能力和成像性能，仍需通过规范的人体研究验证。为此，刘聪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王坚、PET中心副主任左传涛合作，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

刘聪（一排右二）团队、李丹（一排右三）团队与王坚（一排左一）、左传涛（一排左二）团队合作开展临床试验分析。

在完成伦理审查、知情同意和前期安全性评估后，首例人体PET成像结果给了团队极大信心。此后，团队进一步运用“氟-18标记FD4”探针，对150余例患者开展PET成像。结果显示，FD4在帕金森病及多系统萎缩研究参与者的相应脑区呈现出具有差异的信号分布，并能在随访中反映病理信号变化。

扎实的数据也让这款示踪剂逐渐走近临床。作为我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first-in-class”新药，“氟-18标记FD4”在今年1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临床试验许可，4月获中国国家药监局的临床试验批准，6月正式启动Ⅰ期临床试验，成为国内首个进入注册临床阶段的相关产品。

“目前，我们也在同步开展帕金森病治疗分子的研究工作。”刘聪表示，“我们非常期待，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与其他领域科学家更深入的合作，能够加速我们的研究进程。”

在本科期间，刘聪就给自己写下了“读博、出国深造、回国做PI”这一人生剧本。

他的真实人生按照这个剧本展开，走得很顺。但在刘聪的回忆中，更多的还是细水长流的成长。他同时强调，“读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章节。

2002年，因为“一门心思想去北大”，刘聪放弃了本校保研的机会。“当时同学们都觉得不太可能考上。这一年北大生化专业只招收10名左右学生，但报考的超过百人。”刘聪回忆道。

幸运的是，刘聪最后“压线”考进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这六年间，原本有些模糊的“科学家”理想，在基因克隆与表达、蛋白质纯化与结晶、数据收集与结构解析中逐渐变得具体。“在我心中，北大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学子。当我发现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和同学们处在同样的水平，慢慢就建立起了自信。”刘聪表示，“这是我在北大读博最大的收获之一。”

刘聪在北大期间的照片。

也是在北大，刘聪找到了不少科研之外的支线。百周年纪念讲堂不定期举办的各类演出，让这位北方青年喜欢上昆曲的唱腔与舞台留白形式。作为生命科学学院足球队的前锋，他曾获得北大杯校联赛最佳射手。倘若时间充裕，刘聪也会去听人文社科类的课程，“中和”自己的理科思维。

“科研的乐趣在于探索未知，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刘聪表示，“某种程度上来说，兴趣爱好不仅是放松的方式，也是探索和尝试新鲜事物的过程。”

这种对好奇心和自主性的重视，也延续到了他的实验室。

刘聪不要求学生打卡，也不限制学生每周在实验室的工作时长，但他希望学生们能在和患者真实接触的过程中，保留心中关于“拯救世界”的理想主义。

刘聪对学生的另一个要求是，为自己发表的文章设计一幅插画或者海报，用艺术意象表达和呈现自己的科研成果。论文发表后，刘聪则会认真地把海报装裱起来，挂在实验室的墙上。如今，墙面已经被一幅幅既有想象力又呈现科学原理的作品几乎占满，“留给新论文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实验室成果墙。

团队每年固定的团建活动是迪士尼乐园一日游。“迪士尼乐园正式开业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了。”刘聪表示，“我觉得迪士尼乐园构筑了一个美好的梦幻世界，我们可以在里面得到很好的放松，回来也能够更好地继续做实验。”

刘聪特别看重这种“童真”。在他看来，这种发自内心的纯粹与热爱，是能在科研这条不好走的路上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刘聪团队在迪士尼乐园团建。

*除标注外，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