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局势持续紧张、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更新的复杂时代，国家科学院的作用非但没有被弱化，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它是时代发展中的“无声的力量”，是支撑国家发展的战略“思想库”，也是贯通科学研究、国家决策与全球科技合作的重要“纽带”。

2026年7月，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二次院士大会在京召开。六位来自英国、德国、美国、巴西、意大利和巴基斯坦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分享了对国家科学院使命、科学卓越与人才培养、国际科技合作等议题的思考。

回归本源

“国家科学院是现代科学体系中最古老、也最独特的机构之一。其诞生早于研究理事会、资助机构、科学部门，乃至整个现代研究管理体系。”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量子物理学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百年纪念讲席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阿图尔·埃克特说。

但在今天，面对强调大规模、任务驱动以及沉迷各种指标的科学时代，埃克特认为，科学院的角色有时被视为一种“礼仪性”的存在。“这是错误的。国家科学院拥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重新发现这一作用，是我们在本世纪能够为科学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在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研究所名誉所长克劳斯·缪伦看来，科学院的首要使命是“坚守并赋能卓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机制是“遴选出最优秀的学者”。“只有个人的卓越，才可能汇聚成推动社会和共同体演进的力量。”他说。

基于这一使命，缪伦表示，科学院兼具科学与政治属性，要为政治决策者提供专业、客观、精准的科学参考。

在他看来，国家科学院的科学研究承担着积淀知识的职能，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同时，国家科学院的创新不能局限于对现有技术、材料的渐进式改良，“更要以颠覆性突破为目标”，这是国家科研政策应当鼓励、科学院必须代表坚守的方向。

以催化合成氨为例，缪伦表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南美硝酸盐资源即将枯竭之际，人们普遍担忧若没有肥料，世界将无法养活当时10亿人口。“正是催化合成氨这一科学突破，以及德国哈伯－博施工艺的工业化实现，改变了一切，使肥料得以供应。”他认为，学术研究与产业研究应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AI正推动全球信息社会加速向知识社会转型升级。”意大利特伦托大学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福斯托·准奇利亚说，“当下知识传递不再局限于人与人的直接传递，AI已经成为联通人与海量知识体系的重要中介载体。”这一变革既带来普惠学习的巨大机遇，也滋生出算法幻觉、文化单一化等潜在风险。他认为，在这场颠覆性变革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在内的各国科学院，应主动担当、率先引领”。

准奇利亚表示，传统按学科划分知识体系的模式已经落后，为实现人与AI的良性互动，精准对接人的需求，规避算法偏差或认知误区，亟需构建全新的一体化知识体系。实现这一目标，科学院需主动牵头破局，打通理工学科定量研究与人文社科定性分析之间的壁垒，围绕知识生成的四个主要方面——共享、教育、研究、创新，开展“自上而下”统筹布局。

实现卓越

如何让科研永葆卓越？多位受访者表示，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培育科研人才是科学院的永恒职责，科学院需着力搭建包容、宽松、可持续的科研成长环境。

“国家科学院的时代角色，可通过改写一句经典格言来诠释：人、思想、金钱。这一排序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深刻的底层逻辑。”埃克特说。

在他看来，当下科研管理领域的诸多乱象，根源正是本末倒置——先是金钱，科研资金优先按照当下的风向、热点进行分配；再是思想，围绕资金设定的研究主题、战略优先项或“挑战”展开。最后才四处寻找执行任务的人，且选拔标准往往依据其撰写资助申请的能力，而非原创思考的能力。

“顶尖科学院做的则恰恰相反——始终以人为核心，先甄别人才，将人才培育作为核心投资；优秀人才集聚自然催生前沿创新思；资金则作为配套支撑顺势落地，精准赋能优质人才与原创研究，少量资源亦可撬动重大科研突破。”埃克特说。

埃克特以自己的经历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博士毕业后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研究奖金，附带一笔约五千英镑的年度研究津贴，存入他的个人银行账户。“每年年底，我写一页报告，说明自己做了什么，没有人要求收据以及事先说明支出类别，也没有人审计我的购买。皇家学会已经决定支持我，并且是把我作为一个人来支持，而不是作为一个项目。”他回忆说。

而对比当下的情况，他表示，同等数额的资金申请会要求项目说明书、里程碑、风险登记表、伦理审查、财务监测、中期评估以及冗长的结题报告。“研究人员的大量时间被各种程序性事务所消耗，难以聚焦科学研究。由此带来的高额成本，对那些最具原创潜力的青年学者冲击最大，而他们正是科学院自创立之初就要倾力扶持的对象。”

埃克特认为，这正是国家科学院无可替代的作用所在——前期严格选择合适的人，赋予其独立于具体项目的学术认可，提供适当的长周期支持，不苛求他们事先预判研究成果。“倘若‘信任原则’能够真正落地，就能培育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潜心治学的科研风气”。

“科学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年轻一代。支持科学人才，不只是识别卓越，更要创造人才得以成长的环境。强有力的教育体系、稳定的科研经费、导师指导、国际流动以及包容性的科学共同体，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保利斯塔医学院名誉教授、202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海伦娜·纳德尔说。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国家地质卓越中心终身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穆罕默德·卡西姆·简认为，科学的长期实力取决于早期职业研究人员的成长。他建议科学院提供研究员席位、研究资助、奖项和结构化的导师项目，扶持青年科研网络建设，鼓励跨学科合作与国际交流。他特别提到，“同样重要的是改革评价体系——重视创造力、原创性以及高风险研究，而非狭隘地依赖文献计量指标”。

正和博弈

“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不分国界。气候变化、传染病疫情、能源安全、水资源短缺、粮食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的负责任发展，都非一国之事。这些是人类共同的问题，需要全人类共寻解决之道。”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理查德·N·杰尔指出。

杰尔比喻说，“国际象棋、围棋等竞技游戏有输赢，一方的胜利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失利，这就是‘零和博弈’。但科学进步则全然不同。新自然定律被破译、新型疫苗研发落地、新材料成功问世，或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每个人都会从中受益。知识可以在传播中得到分享，而不会被削减；这是财富资源所不具备的特征。”他总结道，“科学发展的本质是‘正和博弈’，每一方都可能成为赢家。”

深耕科研半个多世纪，杰尔沉淀出两个深刻感悟：其一，最令人振奋的发现，往往并不遵守人为设置的学科边界。自然界本就没有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或计算机科学的边界——这些划分存在于人类的机构和教科书中。打破壁垒，方能催生创新突破。其二，科学进步不是零和竞争，新定理、新电池、新药物、新肥料的生产工艺，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富足。

他援引《论语·颜渊》中的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示，现代科学与这一中华传统智慧不谋而合——支配着星辰运转、生命演化、大气循环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统一性、普适性，不分地域、不分国度。

纳德尔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视角补充道，科学合作应当超越“少数国家负责教学、其他国家负责学习”的传统观念。“卓有成效的合作，贵在协同制定研究议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她说。

“未来不属于那些试图垄断知识的人，而属于那些培育知识、分享知识、并把知识转化为全人类福祉的人。”杰尔说。

卡西姆·简在访谈的最后也表达了相似的期许，“国家科学院是衔接知识与行动、科学与政策、当前需求与未来愿景的桥梁。其与时俱进的使命，承载着更厚重的全球责任——守护科学的公信力、伦理底线，持续赋能人类共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