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第三十六届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26）在上海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弦理论、量子引力、量子场论、数学物理及相关领域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分享基础理论物理前沿研究成果。

弦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最初与强相互作用研究有关，后来逐渐发展为量子引力和统一理论的重要候选框架之一。它试图将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中，为理解基本粒子、基本相互作用、黑洞以及宇宙起源等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国际弦理论大会正是连接相关领域学者的重要平台。自1988年创办以来，这一年度国际系列会议已发展为弦理论与量子引力领域规模最大的年度国际系列会议之一。

本届大会也是继2006年、2016年之后第三次在中国举办，并首次落地上海。20年前，国内关注弦理论者寥寥，相关研究者更是屈指可数。如今，一批年轻学者逐渐成长起来，国内弦理论研究也呈现出蓬勃之姿。

大会开幕当天，国际弦理论大会主席、菲尔兹奖得主、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理事长丘成桐院士接受媒体采访。

丘成桐 院士在第三十六届国际弦理论大会开幕式上致辞。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供图

以下是主要访谈内容：

为基础研究留出空间

问：时隔十年，国际弦理论大会再次在中国举行。你期待这次大会能够产生哪些影响？

丘成桐：

国际弦理论大会可以说是理论物理领域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每一年，世界上很多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都会参加，分享他们过去一年取得的重要成果。

同时，大会也吸引了很多数学家。原因在于，弦理论过去几十年对数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重要的数学突破都与它有关。比如此次参加大会的爱德华·威滕，他是理论物理学家，却在1990年获得菲尔兹奖。这正是因为他将弦理论思想引入数学，为几何、拓扑学等提供了洞见。

国际弦理论大会也带动了国内弦理论的学科发展。

2006年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时，霍金、戴维·格罗斯、威滕、安德鲁·斯特罗明格等都来了。当时国内做弦理论的人还很少，很多年轻人也是通过大会才开始真正了解这个方向的重要性。此外，2006年到2016年的十年间，一批学生到海外学习，接触国际前沿的弦理论。

到2016年以后，情况开始变化。我们自主培养的一批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国内相关研究也开始积累。

第三个十年，我们期待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只是学习和追赶，而是能够真正创造世界一流的学问。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使命并不局限于会场之内，更要面向大众。本次大会也专门设置了面向大众的科普讲座，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向公众展示基础物理的奇妙，让他们认识到基础科学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问：说到基础研究，您在近期的一个采访中提到，应给“从0到1”的探索性、原创性研究留出空间。对于弦理论这样距离应用较远的基础研究，应该如何留出空间？

丘成桐：

很多真正重要的学问都源于好奇心——科学家想知道自然界为什么这样运行、背后的规律是什么。这种探索往往在短期内看不到应用的可能，但把时间进一步拉长后，对科学和技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科技史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等，最初都是为了理解自然界最基本的规律，才开始科学探索。20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的量子纠缠实验研究同样如此，至于量子纠缠衍生的量子信息科学，则是后面的事情了。

我始终认为，真正的创新根植于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这类研究优先探寻宇宙最底层的运行规律，而非一味追求即时产业应用。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基础研究需要的投入并不多，需要的是更多耐心。

问：卡拉比—丘流形是弦理论中的重要数学框架。您当年证明卡拉比猜想时，是否也是受到了好奇心驱动？您预想过它后续的影响吗？

丘成桐：

卡拉比猜想是一个数学问题，但受到了广义相对论的影响。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它应该和物理有关，只是当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框架。

1971年，我还是研究生时，就对没有物质的引力场非常感兴趣。后来，我在图书馆读到了卡拉比教授的论文，对其中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几年，我屡败屡战，最终在1976年证明了卡拉比猜想。

在证明卡拉比猜想时，我引进了一个方案，用以寻找满足卡拉比方程的空间。这一思路引发了物理学家的兴趣。1980年前后，我和加里·霍罗威茨、安迪·斯特罗明格开始讨论卡拉比-丘模型，但当时弦理论还没有完全成熟。到1984年，弦理论进一步发展起来，卡拉比—丘流形很快被用到弦理论中。

用学术环境吸引一流人才

问：您在20年前曾表示，弦理论是“众妙之门”，但国内做的没几个。如今国内弦理论的人才队伍和研究水平发生了哪些变化？

丘成桐：

过去十年间，尤其最近五年，国内弦理论研究进步很大。一方面，我们聚集了一批优秀学者，他们中既有华裔，也有非华裔，都在持续开展高水平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自主培养的年轻学者也在快速成长，他们的学术思维非常活跃，也带着学生们共同成长。

必须承认的是，和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顶尖高校相比，我们仍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在慢慢缩小。我希望未来5到10年，我们能够继续追赶。

对此，我也有一定信心。我们看到，国内对基础研究的科研经费投入在增加，同时有越来越多优秀的学生选择留在国内深造。好的导师、好的学生、好的博士后聚在一起，才可能形成真正有创造力的学术环境。

问：近几年，国内引进了不少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但其中非华裔的比例并不高。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一样，汇聚全球顶尖学者来华长期发展？

丘成桐：

美国科学的发展并不是这个阶段才开始的。早在19世纪后期，美国就开始重视科技发展。由于当时美国缺乏高水平人才，期间派了大量学生到欧洲学习。到20世纪初，随着一批留学生回到美国，美国开始重视自主培养人才。

举例而言，图灵、维纳、香农、冯·诺依曼这四位对现代信息科学发展起到了奠基性作用的学者中，只有冯·诺依曼未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

同时，该时期的美国也以开放的姿态招揽全球顶尖学者，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便是典型代表。1920年，加州理工大学校长亲自带队乘船远赴德国，路上耗时一月，专程登门邀约冯?卡门。

我想，这是值得国内学习的。

问：在您看来，当下吸引世界一流人才，最关键的是什么？

丘成桐：

很多人谈人才引进，首先想到的是待遇。但真正一流的学者，不会只因为钱就改变自己的学术道路。

要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生活保障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环境。我们要让学者相信，来到中国以后，他的学问可以得到进一步发展，他能招到好的学生、博士后，周围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愿意留下来，也能持续产出成果。

AI尚无法解决真正的数学难题

问：近期，人工智能（AI）在解决数学问题方面受到了很多关注，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丘成桐：

AI可以认为是从数学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方向，主要的思想和方法都来源于数学。毫无疑问，数学强，AI才可能强。

至于AI能不能真正解决数学家最关心的问题，我目前还没有看到AI展现出这样的能力。数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从古至今产生的数学问题可能超过了一千万个。其中，确实有相当数量的问题长期都没有被解决，但它们未必是重要的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那些能够推动学科核心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有一天，AI能够对黎曼猜想、希尔伯特问题等产生影响，我会非常佩服。但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去使用AI。查资料、找文献、归纳总结，都是AI可以帮到我们的。

问：从学生培养的角度，为什么要强调数学与AI结合？

丘成桐：

如前所说，AI是很有用的工具，学生尽早学习是好事。

我们现在还在布局另一件事。我们计划从高中阶段开始，挑选一批有潜力的学生，让他们接触数学研究。

在上海的话，我们计划以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为载体，请在职的青年老师或者博士生作为导师，对入选的高中生进行一对一辅导。学生每周末花2个小时，来研究院和导师进行交流。长期坚持下来，他们能够逐渐了解什么是学术研究，。

问：对于中学生而言，这样的训练是否会为时过早？

丘成桐：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也在一些中学开展试点工作，给初中生讲初等数论等内容。孩子们大多都听得非常认真，而且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课后也很愿意去钻研一些有趣的数学方程。这些孩子不过11、12岁，已然展现出出色的能力。我们也希望能够呵护这些孩子们的兴趣，帮助他们稳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