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走入云南西双版纳，一场夏雨将热带植被冲刷得浓绿发亮，空气中浮着一丝独属于热带的湿闷。

近日，第62届热带生物学与保护协会（ATBC）年会时隔近20年再度落地中国，首次“落脚”于西双版纳，由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承办。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因此迎来了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科研学者、保护实践者和青年学者。

在此次参会的人员中，有人已是深耕此地多年的常驻教授，有人曾在此求学、归国守护本土雨林的青年学者，也有人跨越山海二度奔赴，只为投身全新的植物保护事业。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西双版纳的森林紧紧相连，他们的故事照见中国热带生物科研的崛起，也见证这片雨林如何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者与保护者心中共同的精神“归属地”。

与象结缘，雨林为“家”

作为世界著名的亚洲象专家，版纳植物园教授Ahimsa Campos-Arceiz的亚洲象研究生涯跨越了亚欧大陆。

Ahimsa Campos-Arceiz（右一）

2003年，28岁的Ahimsa得到一个参与斯里兰卡大型考察项目的机会。在踏入这个南亚岛国之前，作为一名欧洲生物学家，他对“大型哺乳动物”的研究对象仅是鹿、野猪这类大小的动物，而非大象。直到那个黄昏，当他站在斯里兰卡的一处湖边与朋友闲聊时，一头成年雄象追逐白色小鸟的画面忽然映入眼帘——这是Ahimsa第一次亲眼见到野生亚洲象。

“当时，感觉就像是在看《动物世界》纪录片。"他回忆说，“我在西班牙做过很多野外工作，但那是完全不同的环境。那一刻对我来说像一个梦。”

视觉冲击之外，更让Ahimsa大开眼界的，是人与大象那种“即撕裂又柔软”的联结。在斯里兰卡南部的一个村庄，他看到，尽管象群摧毁了不少村寨的房子与农田，当地人对此感到生气，但从未滋生赶尽杀绝的念头。甚至在大象毁掉庄稼后，有人依然能因看到大象喜极而泣。

“这不是大象的错，他们没有食物，是我们侵占了它们的家园。”村民的一句话，彻底颠覆了Ahimsa对欧洲文化中“掌控自然”的固有认知。

自此，Ahimsa锚定亚洲象研究。此后的十几年，他辗转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始终追逐亚洲象群的足迹。而多年的研究，也让他产生了新的思考与认识。

“曾经，我以为只要保护栖息地就能保护大象。但事实上，大象本身也在保护栖息地。它们在雨林中穿行，吃植物、改变植被结构、传播种子、迁移养分。”在Ahimsa看来，无论是大象还是其他动植物，生物多样性本身就有生存的权利；而保护大象，不只是一种道德选择，也是一种生态需要。

在深耕亚洲象研究的同时，Ahimsa也在2006年ATBC首次落地中国昆明时，与西双版纳结下了不解之缘。彼时，他正在参加 ATBC的一个培训课程。初次踏足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9年，Ahimsa借学术休假再次来到西双版纳。驻留三个月潜心写论文后，他彻底爱上了这里。次年，他正式加入版纳植物园。

2021年，云南亚洲象“北上南归”事件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也成为Ahimsa在西双版纳最煎熬的五周。当时，两群象同步移动，一群奔赴昆明，另一群则闯入了版纳植物园。“园内遍布游客与学生，由于没有适配大象的隔离防护设施，我们紧急搭建电动围栏，划分大象活动区与人类禁入区域，植物园联合政府部门进行多线协同处置。”提及这段经历，Ahimsa记忆犹新。“那时，我始终悬着一颗心，最怕突发人员伤亡。”

最终，经过及时、大量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以及全程柔性引导，象群平安回归山林。“当时，真的松了一口气。”Ahimsa说。这次事件，也让他真切地看到中国式生态保护的审慎与温度。谈及中国热带科研翻天覆地的变化，Ahimsa感慨说，“曾经国际学界认为需要帮扶中国，如今双方早已是平等双向的科研协作。”

现今，作为版纳植物园的一员，Ahimsa带领着一个由25人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在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同步推进大象研究与保护的相关项目。当被问及选择版纳植物园，他坦言，不仅是因为这里顶尖的科研实力与平台、优美的环境和轻松、宁静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其地处热带亚洲门户独特的地理位置。

“对我来说，版纳植物园像一个‘隐藏的宝石’——你必须亲身来体验，单靠阅读无法感受到它的魅力。”Ahimsa说。

重返西双版纳，重建森林未来

30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的雨林，刚刚结束一天灵长类野外研究作业的Chuck Cannon正匆忙收工，寻找避雨处。

就在这时，夕阳穿透厚重的乌云，一束金光完整地打在河边的一棵参天古木上。“那一刻，我觉得那棵树像是活了过来。”Chuck回忆说，“在我的脑海中，我似乎能‘看见’它的树苗在那片土地上慢慢长大。它几乎像是进驻了我的身体——我能感受到它，那种感觉在我心里。”

也是在那一刻，站在林间的他下定决心，放弃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转而深耕树木与雨林研究。

Chuck Cannon

30年后，曾经站在雨林中望着那棵古树愣神片刻的年轻人，成为了东南亚树木与森林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在30年的科研生涯中，Chuck综合运用生态理论、生物地理学、基因组学、遥感监测与长期样地数据，系统解析了热带树种多样性形成及其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

期间，同样是2006年首次落地云南昆明的ATBC年会，为他与中国西双版纳这片热带秘境牵起的缘分。那次大会上，他与时任版纳植物园园长陈进初次相遇，并被对方打造“科学家村落”的愿景所吸引。“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准备好要成长和发展的机构。我对陈进的愿景非常有信心——他深思熟虑且有创新精神，他的计划让我印象深刻。”Chuck回忆说。次年，他全职入职版纳植物园。

4年多的时光里，Chuck沉浸在独特的亚洲北缘热带雨林，见证这里独有的植物类群，也摸清这片土地作为气候变化观测前沿的独特科学价值。离开版纳后，他曾先后在美国莫顿树木园、新加坡植物园等全球顶尖机构任职，积累全球前沿热带生物学与保护经验。

2025年正值版纳植物园的重要转型期。一次会议上，他遇到了现任版纳植物园主任星耀武。一席长谈，全新设立的“热带植物迁地保护研究中心”，让他看到主动修复森林的全新可能，并毅然选择回归。

“以前很多时候做研究，感觉像是在‘计数我们正在失去的物种’。我不想只是一直计数损失，我想向前看。我认为迁地保护是为未来做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学习如何繁殖和培育这些多样的物种。”Chuck告诉《中国科学报》。此外，不同于其他国家短期、易断裂的保护项目，他十分认可中国自上而下的生态文明规划与社区协同并举的保护模式。

时隔20年再赴ATBC中国会场，Chuck清晰地看见版纳植物园的蜕变——从当年鲜为人知的偏远站点，成长为东南亚热带植物研究的核心阵地，一代代学生成长为优秀的生态学者。

现今，他已任职于该园“热带植物迁地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对Chuck而言，这里不仅是工作单位，更是能将园艺、基因组、长期样地数据融为一体，落地森林修复方案的试验场，是支撑全球热带植物长期存续的重要支点。

与树结缘，以林为志

在此次与会的外籍学者中，本来应有一位特殊的“来宾”出席——他不是慕名而来的科研学者，而是从这片雨林“走出去”的非洲生态学家——Peter Alele。

Peter Alele

Peter的研究生涯始于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

少年时代，他一心想着未来从事与父亲一样的临床医学道路。然而，高中毕业时，一纸“林学”奖学金通知书让他满心失落。父亲劝慰他收下名额，但他始终放不下行医的梦想。

这份执念，直到他去往乌干达布东戈森林野外实习，抬头望见那巍然矗立的亚历山大孪叶苏木时，彻底松动了。

“当地人叫它铁木。那些树巨大无比，树干直径足有三米宽，树冠直冲六十米高的林冠，把天空都吞没了。我从未见过如此古老、如此不可撼动的东西。”Peter说。“我站在树下忽然明白，林业不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使命。”正是古树身上生生不息的韧性，让他放下学医执念，决心终身投身森林保护。

对于非洲学子，欧美名校通常是留学深造的首选。但在2009年，一则偶然浏览的国际课程广告，将他与版纳植物园联系在了一起。

课程先在昆明开课，再赴版纳植物园开展野外实训。初见这片雨林，独特风土与沉浸式科研环境牢牢吸引了Peter。时任课程负责人Chuck Cannon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或是版纳植物园，他几乎没有犹豫就选择中国，自此，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

在版纳植物园读博的日子，尽管实验室科研繁重，但这里宁静、沉浸式的科研环境，让他得以深耕土地利用与土壤微生物研究。跟随导师深入版纳雨林调查时，Peter清晰察觉到这片北缘雨林与非洲雨林的区别。

“西双版纳的森林相对安静、简单，但非洲雨林的多样性是可见、可听、可感的，每一步都藏着未知生灵，时刻提醒人类敬畏自然。”他说。

与此同时，一套兼顾生态监测、退化林地修复、社区协同的研究范式，在他心中埋下落地非洲的种子。博士答辩刚结束时，Peter就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但他归心似箭，一心带着西双版纳所学反哺故土。

如今，Peter已是非洲保护领域的领军人物，发起了覆盖全非洲的“Zamba遗产倡议”。后者计划可持续管理 3000 万公顷森林、修复500 万公顷退化林地，并带来清洁水源、气候韧性、生物多样性和有尊严的生计等一切活着的生态系统所能提供的惠益。

可惜的是，由于非洲出现埃博拉疫情，Peter无法抵达ATBC会议现场，“不用担心，我会很快回来，一切顺利的话，我将于9月份抵达版纳植物园。”

对Peter而言，西双版纳不只是求学之地，更是点燃非洲大规模森林保护事业的起点。“那段从西双版纳实验室开始的、分析土壤微生物DNA痕迹的好奇心，已经成长为能够参与非洲最大恢复需求的能力和荣幸。”他说。

（图片均由版纳植物园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