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低落、食欲减退、抵触上学、爱发脾气、害怕考试……这些看似青春期的叛逆行为，实际上却可能是青少年情绪求助的信号。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问题困扰。

“青春期是学业压力持续攀升的关键期，也是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的高发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徐鹏飞指出，但许多孩子出现严重症状时，往往已错失最佳干预时机。这些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是否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在脑发育上露出端倪？是否能够提前预判，从而进行早期预防？

针对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早期识别难题，徐鹏飞团队通过七年的纵向追踪，发现在其大脑发育中存在能够预警的客观脑电标记，其中，9岁前后可能是大脑情绪调节网络成熟的关键节点。近日，相关研究发表于《生物精神病学》，并成为该期刊重点推介成果之一。

“这是一项杰出且具有高度意义的研究，该研究结果为焦虑与抑郁在神经发育层面的分化机制提供了关键的纵向证据，为该领域带来了重大进展。”审稿人作出高度评价。

情绪分水岭

2016年，徐鹏飞团队对北京市某小学一年级学生进行了一场特别的测试。

“排除任何已知的神经系统疾病、精神障碍史、脑外伤史，且智力发育正常，右利手，通过标准化问卷确认其情绪和行为问题得分均在正常范围内。”他最终筛选出了64名7岁的健康儿童，并记录下其静息状态下的脑电波（EEG）数据。

“7岁时，预测焦虑和抑郁的大脑网络还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徐鹏飞告诉《中国科学报》，等孩子们9岁时，惊讶地发现，脑电波预测信号显示，焦虑和抑郁的“模样”开始分化。

“我们发现，在青少年焦虑抑郁症状爆发前的儿童期，焦虑和抑郁在大脑中是由不同的脑电波频段主导。”徐鹏飞介绍道，Alpha网络开始特异性地指向未来焦虑，Beta1网络开始特异性地指向未来抑郁，两者呈现出明确的大脑半球偏侧化特征，且这种预测能力在11岁时持续增强。

这表明，9岁左右可能是儿童大脑情绪调节网络成熟的关键节点，也是进行早期心理筛查和预防性干预的“黄金窗口期”。

“在神经生物学层面，这一时期对应着大脑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之间神经纤维的关键髓鞘化时期。”徐鹏飞指出，在行为表现上，焦虑倾向的孩子会变得提心吊胆、对未知事物过度担忧，而抑郁倾向的孩子可能出现轻微的快感缺失，对曾喜爱的事物失去兴趣，遇到挫折时容易放弃，更容易陷入反复的精神内耗。

等孩子们13岁进入青春期时，徐鹏飞团队再次进行了焦虑和抑郁症状的评估，以及核磁共振（fMRI）扫描。

“基于脑电特征连接体预测模型（CPM）和机器学习算法，我们试图回答：能不能用儿童期的脑电图，预测出青春期时会不会出现焦虑或抑郁？”基于fMRI核磁数据，徐鹏飞团队锁定了一个关键的大脑回路：杏仁核-前额叶环路。

他们激动地发现，儿童期脑电指标对青春期情绪问题的预测呈现出两条神经通路：右脑焦虑、左脑抑郁。“右侧杏仁核-前额叶回路介导Alpha网络对焦虑的预测，左侧回路介导Beta1网络对抑郁预测。”徐鹏飞说。

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徐鹏飞从国际独立大型公开数据库选取了384名年龄范围相匹配的儿童青少年进行外部验证。

“结果显示，基于我国儿童建立的预测模型，在跨文化国际样本中依然表现出了良好的准确性和稳健性。”徐鹏飞表示，这有力证实了其发现的脑电指标具有跨样本与跨文化的普遍代表性。

七年追踪

儿童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早期识别，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以往研究多采用横断设计，在青少年已经确诊情绪障碍后，再通过健康组和患病组的比较，寻找大脑的异常。”徐鹏飞指出，这无异于亡羊补牢，“只有设计、开展前瞻性的纵向研究，刻画情绪问题在儿童青少年大脑中动态发育的轨迹，才是解析情绪障碍发生发展机制的关键。”

青少年的情绪受到学业压力、同伴交往、家庭期望等环境影响，单次筛查如同‘快照’，难以捕捉不同情绪问题复杂错综的轨迹。此外，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往往交织出现，现有量表等筛查工具在区分细微差距上仍显乏力，容易导致误诊或漏诊。

传统诊断方法高度依赖家长、老师或青少年的主观量表汇报，缺乏稳健可靠的客观标记。部分青少年会因为病耻感或自我认知局限，主动“隐瞒”真实情况，而家长则容易将情绪问题误解为“叛逆”或者“调皮”。因此，徐鹏飞果断决定，摒弃原本的主观报告路径，直接采用客观的脑电记录和机器学习算法等研究方法。

然而，纵向脑成像研究的样本流失，早就是国际公认的难题。

“在长达七年的追踪过程中，我们遭遇了被试流失、主试变更、设备老化等现实困难。”徐鹏飞回忆道，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们搬家、升学，进入青春期后参与意愿下降……如何保持长期追踪的稳定性，确保数据质量，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大挑战。

徐鹏飞团队选择“两手抓”：一方面，基于和每个家庭的深厚情感与信任，定期向家长反馈孩子常规的认知发育报告，使其真切感受到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持续优化实验流程，力求高效有趣，最大限度减轻孩子与家长的参与负担。

尽管最后仅剩34人完成了全部脑电、核磁共振及临床症状评估，但徐鹏飞依旧无比感慨，“这项研究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与几十个家庭共同走过的一段成长旅程。”

七年来，每位参与实验的孩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初来时十分害羞，后来慢慢成了朋友；有的十分喜欢其设计的游戏化程序，主动请教编程知识、尝试创作自己的游戏……

“对于测试中识别出情绪障碍风险的孩子，我们会第一时间与家长沟通，并协助对接学校心理老师。”徐鹏飞反复强调，“科学预测的意义从来不是‘贴标签’，而在于为理解和关怀提供方向。”

提供主动关怀

“我们发现9岁是关键窗口期，并非意味着家长要因此焦虑，而是提供一个‘主动关怀’的时间点。”徐鹏飞建议，家长和学校可以从几个方面提供支持。

首先，帮助孩子正确认识和表达情绪，告诉他们焦虑、难过都是正常的情绪，而不是“错误”的。“可以试着问问，‘你看起来有点紧张，是不是担心明天的事情？能和我说说吗？’”徐鹏飞说，引导孩子识别、接纳、表达情绪。

其次，运动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器，充足的睡眠对前额叶发育至关重要，9岁正是培养运动习惯和规律作息的关键期。

“还要鼓励‘可控感’。”徐鹏飞指出，焦虑通常源于对不确定的恐惧，家长和老师不应当用“考不上好学校就完了”一类恐吓性语言刺激孩子，而要适当给予其选择权，例如询问“周末你想去公园还是爬山”等，帮助其在可控范围内建立自信。

此外，培养孩子的积极情绪系统也至关重要。抑郁的重要特征是对奖赏的弱敏感性，家长和老师不应只盯着学习成绩，反而要鼓励孩子参与体育运动、艺术活动和同伴社交。当其取得微小进步时，给予及时、具体的正向反馈，帮助建立对生活的掌控感和期待感。

对学校而言，在孩子9岁或者更早期时系统引入情绪管理课程，鼓励健康的同伴互动，都将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系统。

“最重要的是，家长要保持自身的情绪稳定，成为孩子的安全港湾。”徐鹏飞强调，在9岁的窗口期，高质量的陪伴和接纳，就是对孩子大脑情绪网络最好的营养剂，“让孩子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情绪困扰，家都是可以安全倾诉、不会被指责的地方。”

目前，尽管该研究面临设备便携性与标准化等难题，距离成熟的临床或社区应用仍有一段距离，但徐鹏飞团队的探索仍在继续。

“我们将从预测走向干预，基于本研究发现的神经靶点，开展针对高风险儿童的早期干预临床试验，开发并验证针对性的早期干预方案。”徐鹏飞表示，此外，他们还将整合多模态数据、延长追踪时间，更精细地描绘出从童年到成年的完整情绪发展图谱和情绪网络的生长曲线。

“未来在‘家-校-社-医’的综合体系中，形成更符合国情的早期筛查思路与可推广方案。”徐鹏飞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26.03.002

多模态纵向追踪研究设计与分析流程示意图。受访者供图

脑电发育动态轨迹图。受访者供图

右脑焦虑、左脑抑郁大脑环路。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