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氏原羚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有蹄类动物，仅局限分布在青海湖流域，也被称作高原“精灵”。经过数十年接力保护，这一曾经濒临消失的羚羊，种群规模从上世纪末不足300只、本世纪初600余只，恢复到如今3700余只，保护成效备受瞩目。但种群数字回升，并不能等同于物种已经脱离濒危险境。受草场围栏、过度放牧、交通基建分割草原，叠加青海湖水位上涨淹没湖滨滩地等多重因素影响，普氏原羚栖息地破碎化持续加剧，不少适宜生存的土地还游离在保护体系之外。

10月30日，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振媛团队，历时五年踏遍青海湖、共和盆地两大普氏原羚全部现存分布区域，融合物种分布模型与可解释分析等手段开展系统栖息地评估。研究证实，超七成适宜栖息地、一半以上普氏原羚实际野外活动区域，没有划入现有保护地范围，共和盆地大片优质生境几乎处于完全保护空缺。相关论文发表于《环境管理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普氏原羚。受访者供图

数量回暖不等于高枕无忧，栖息地才是物种存续根基

“很多公众存在普遍误区，看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上涨，就认为保护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蔡振媛强调，普氏原羚属于狭域分布物种，生存地盘本就十分有限，种群数量和栖息地质量，是保护工作的左右手，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栖息地不断退化、被切割碎片化，现有的种群恢复成果很可能难以维系。

当前普氏原羚生存最突出的矛盾，是栖息地破碎化与人为干扰的双重叠加。短期来看，人为活动带来的压力最为直接。普氏原羚的活动区域与牧民放牧草场高度重叠，密布的草原围栏限制羚羊自由移动。过度放牧造成草地退化，大量流浪狗频繁出没，对幼羚威胁尤其突出，个别局部种群已经出现数量下降苗头。

从长远视角看，铁路、高速公路这类封闭式交通设施，把草原切割成一块块孤岛，阻碍不同种群之间个体交流，不利于遗传多样性维持，埋下长期生存隐患。同时，持续抬升的青海湖湖水淹没湖滨草地，已经直接造成鸟岛片区栖息地萎缩，当地普氏原羚种群随之缩减。

普氏原羚跨越围栏。受访者供图

过去开展栖息地评估，往往只能输出一张适宜性分布图，很难讲清楚什么样的环境适合普氏原羚生存，各类自然、人为因素如何影响羚羊选择，更难以精准定位保护缺口。

为摸清栖息地完整“家底”，科研团队开展长达五年野外实地调研，累计采集2731条普氏原羚野外实体观测位点，经过空间筛选保留1597条有效记录。

调研途中科研人员也收获诸多直观感悟，野生动物本身拥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沙岛景区关停之后，当地普氏原羚种群恢复，既有新生幼崽，也有周边种群个体迁徙而来。不同片区普氏原羚对人类的反应截然不同，有的仅抬头张望，有的立刻奔逃沙丘，这和当地牧民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息息相关。

“野外还目击过三只流浪狗围猎普氏原羚的场景，让我们意识到，数量远多于狼的流浪狗，已经成为普氏原羚新的‘天敌’。”蔡振媛说。

普氏原羚。受访者供图

模型解析打破评估黑箱，厘清两大关键生存家园

本次研究的一大创新，是将传统物种分布模型，结合变量解释与偏依赖响应等分析方法，改变过去只输出分布图、内在机理说不清的局限，梳理形成完整的保护信息链条，哪些区域适合普氏原羚栖息，环境条件为什么适宜，又有哪些优质区域尚未得到保护。模型经过多次重复验证，评估结果可靠性很高。

研究把普氏原羚的生存家园划分为两大板块。青海湖周边拥有737平方公里高适宜栖息地，是普氏原羚的核心主场，绝大多数现存种群依靠这片区域维系生存。共和盆地现状栖息的羚羊数量不多，但区域内适宜栖息地占比超过60%，远高于青海湖周边的23%，是不可忽视的后备生存空间。

模型分析显示，人类干扰强度、干旱季均温降水、海拔、植被类型，共同主导栖息地质量。有意思的是，研究刷新了人们对于人与野生动物的固有认知，并非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会破坏羚羊生存。数据呈现单峰型响应规律，中低程度人为干扰之下，栖息地适宜性反而处在较高水平。冬季牧草匮乏的时候，农田残留秸秆、牧民牲畜饮水点，普氏原羚都会借机取用。

普氏原羚钻围栏。受访者供图

但这并不代表普氏原羚能够从人类活动中获益，本质只是低强度放牧环境，草地、水源刚好和羚羊生存需求空间重合。一旦升级到围栏大量扩张、过度放牧、城镇开发这类高强度干扰，栖息地适宜性就会快速跌落，严重挤压普氏原羚生存空间。

保护空缺分析敲响警钟，71.83%适宜生境、52.34%野外实际分布区落在保护地边界之外。“之所以形成这么大的保护缺口，有历史客观原因，青海湖自然保护区1975年设立时，针对普氏原羚的调查非常有限，人们并不清楚羚羊真实分布范围。”蔡振媛表示，后续升级国家级保护区、建设国家公园候选区，又面临普氏原羚栖息地与放牧草场高度重叠的现实，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很难划入保护地。对于普氏原羚这类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全球通用的陆地保护面积标准，不足以满足它生存需求。

普氏原羚。受访者供图

拒绝围栏“一刀切”拆除，探索人兽协调保护新路径

针对草原围栏的专项野外调查发现，大量围栏集中修建在中、高质量栖息地上。围栏并不会彻底阻断种群交配和基因交流，但会增加普氏原羚觅食、迁移的体力消耗。普氏原羚依靠高速奔跑躲避天敌，密集围栏阻挡逃跑路线，直接提高被捕食风险。

但是，围栏在高原畜牧业生产中具备不可替代价值，可以厘清草场边界、减少邻里纠纷，支撑轮牧制度落地，还能够解放劳动力，简单全部拆除在现实中行不通。

普氏原羚。受访者供图

“我们团队提出因地制宜的改造思路。先开展实地核查，精准定位真正阻挡普氏原羚移动的围栏段落，采取替换刺丝围栏、降低围栏高度、抬升围栏底部离地间隙，或是开辟野生动物专用通道等方式优化。所有改造工程都需要和当地牧业生产统筹规划，兼顾牧民草场权益，保护举措才能够落地生根。”蔡振媛告诉记者。

不同种群恢复水平差距明显，部分种群还处在萎缩状态。“3700多只，并不是普氏原羚的安全线。”蔡振媛提醒，未来一方面推进围栏友好改造，规划建设生态廊道，打通各个种群之间交流通道。另一方面长远谋划，探索历史分布区科学野外放归，拓宽普氏原羚生存版图，提升物种对抗气候波动、突发灾害的抵御能力。

这套“野外调查?模型评估?保护空缺识别”的完整工作范式，具备很强可迁移性，对于青藏高原其他同时承受气候变化、人为双重压力的珍稀濒危动物，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普氏原羚跨越围栏。受访者供图

“保护普氏原羚需要多方力量的协同。管理部门可落实生态补偿政策，控制栖息地新增围栏密度，协调多方力量推进廊道建设。”蔡振媛表示，普通公众也可以力所能及参与保护，野外遇见普氏原羚不惊扰驱赶，不随意遗弃家犬，不在草原丢弃塑料垃圾，羚羊活动区域驾车减速慢行。

“不打扰，就是最好的保护。”蔡振媛说。

相关论文信息：https://doi.org/10.1016/j.jenvman.2026.13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