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衰老与健康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战略研究院承办的第五届中国基础医学发展大会暨首届衰老与健康研讨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壹号礼堂召开。

其中，会议的圆桌讨论以“面向‘十五五’的基础医学原始创新、战略布局与协同创新”为题，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策划发起，并结合不同高校的学科特点和全国基础医学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针对性设置议题，邀请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执行所（院）长王前奔、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孔炜、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徐浩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海涛、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邹强共6位基础医学院负责人深入交流，从各校特色实践中共同探讨具有全国意义的基础医学发展命题。

与会专家认为，面向“十五五”，基础医学既要坚持自由探索、突出原始创新，也要面向国家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科研组织方式。要推动传统学科与交叉研究深度融合，加强基础与临床、医工等协同，促进科研资源开放共享；同时改革人才培养和评价机制，为高风险、非共识、长周期原创研究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科研环境。专家建议，加强全国基础医学院校之间的人才联合培养、课程共享和资源协作，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开放共享的协同创新体系，共同提升我国基础医学原始创新能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执行所（院）长王前奔：基础医学发展的关键是持续产出原创发现能力

本次会议中“战略布局与自由探索、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临床需求与基础研究转化、单个机构与全国协同”实际上对应了当前基础医学发展中几个最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我们研究什么、用什么方式研究、研究成果如何产生医学价值，以及单个机构如何与全国创新体系形成合力。

第一是战略布局与自由探索的关系。基础医学最重要的原创发现，往往不是按照任务书一步一步设计出来的。很多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科学问题，在最初提出的时候甚至并不属于主流热点，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价值。

因此，“十五五”强调有组织科研，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研究都要按照预设方向推进。战略布局更重要的作用，是围绕国家需求和医学发展的关键领域配置长期资源、搭建条件、组织力量，同时给科学家保留足够的自由探索空间。我们需要统筹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完善创新支撑条件，而不是简单规定科学家最后应该得到什么答案。

第二是传统学科与新兴交叉的关系。生命科学和医学正在进入一个高度交叉的阶段，很多重要问题已经无法由单一学科独立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学科已经不重要。基础医学很多深厚的积累，恰恰来自长期稳定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传统。未来更合理的方向，应该是在保持传统学科深度的基础上，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组织跨学科力量，让交叉真正发生，而不是简单地把不同学科放在一起。

第三是临床需求与基础研究转化的关系。基础医学的“医学”属性，不能只体现在研究对象是疾病，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临床现象和医学问题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基础研究不能简单地成为临床问题的“技术服务”，而应该通过机制研究，把具体的疾病现象上升为能够解释一类生命现象的科学规律。只有这样，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之间才能形成真正相互促进的循环，并进一步推动有价值的医学转化。

第四是单个机构与全国协同的关系。如今很多前沿基础医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大规模人群资源、样本资源、疾病模型、数据和先进技术平台，很多重大问题已经超出了单个学院、单个研究所甚至单个团队的能力边界。未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需要从“各自建设、各自发展”逐步走向“优势互补、开放共享”，把分散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整体创新能力。

如果把时间尺度放眼未来5到10年，我希望基础医学界在发展理念和行动方式上发生几个转变。

第一，从“追逐热点”进一步转向“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基础医学最值得投入的研究，不一定是当前最热门的方向。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够识别和保护潜在重大科学问题的机制，允许一些尚未被证明但具有重大潜在价值的研究获得长期支持。评价一个基础医学研究机构，不只是看发表了多少论文、建立了多少平台，更要看能不能持续提出真正重要的问题，产生能够改变领域认识的原创发现。

第二，从“建设单一学科”转向“建设有利于原创创新的科研生态”。未来的基础医学不会是传统学科和交叉学科二选一，而应该形成稳定学科与问题导向科研组织相结合的格局。传统学科负责长期积累、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跨学科组织则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灵活组合。我们尤其需要改变“交叉就是联合几个团队、共同发表一篇论文”的认识，让不同知识体系真正发生碰撞，产生新的科学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科学问题。

第三，从“单个机构各自发展”转向“全国基础医学共同能力建设”。我国拥有非常独特的人群、临床和科研资源，这是发展基础医学的重要优势。但这些资源如果分散在不同机构、医院和团队中，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国家创新能力。未来应该更加重视资源和平台的开放共享，根据各单位的学科基础和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建设，而不是每个单位都重复建设一套相同的平台。

对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而言，我认为这种转变尤其值得推动。我们既要把自己的优势方向做深做强，又要思考哪些能力是单个机构做不到但全国基础医学必须具备的。例如高质量生物样本、疾病模型、数据资源以及关键技术平台等，可以通过分工建设、开放共享和长期协作，形成全国性的基础医学科研基础设施。

最终，我希望中国基础医学能够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衡量其发展，不是谁建设了更多的中心、平台和学科，更重要的是谁能够提出更多真正重要的科学问题，并通过更好的组织方式，把我国独特的人群资源、临床资源、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源转化为持续产生原创发现的能力。

这也是“十五五”基础医学最值得思考和推动的重要命题之一。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基础医学原始创新需要长周期稳定支持

当前医学发展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比如肾脏移植，仍有很多患者在等待肾源。在这些问题上，既要自由探索，也要有组织地协同攻关，需要国家层面的稳定、持续支持。

在长远布局中，如何兼顾重大问题有组织科研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也需要不断探索。作为基础医学领域的负责人，需要思考更多领域的科学问题，引领基础医学学科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管理可能需要进一步关口前移。现在很多健康体检还是基于疾病指标，但实际上，亚健康指标中也存在很多值得探索的前沿科学问题。面对这些开放问题，除了给予自由探索的空间，我们更需要推动评价体系进行长周期改革。开展创新引领的研究需要很长的周期，但现有的考核体系很难完全支持这样的周期。因此，科研评价和支持机制需要更加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

前辈的引领以及教育家、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也应该深入人心，根植于每一个学生心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因此，人才培养需要更加重视理念和精神的传承。

基础医学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共同支持，包括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希望能够形成一份基础医学白皮书，对基础医学给予全面、稳定、长期的支持，让真正潜心医学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无论是从事转化研究还是前沿交叉研究，都能够有相对稳定的环境，最终更好地服务于民众健康。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孔炜：基础医学要真正“姓医”

基础医学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基础医学的“医”体现在哪里？

因此，要凸显基础医学的“医”字，首先要建立基础与临床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一些新引进的人才虽然科研成果突出，但医学背景和临床训练相对不足。基础医学本身又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如何让研究人员真正理解医学、接触临床，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双聘可以成为一种方式，但关键不在于增加一个身份，而在于形成实质性的合作，避免只是“挂名”，要真正实现临床提问、基础回答，或者双方共同攻关。

临床医生经过系统训练后进入基础研究环境，也是产生临床科学问题的重要来源。

有组织的科研与原始创新并不矛盾。基础医学研究既需要鼓励自由探索，也需要通过学科群、科研团队等组织方式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不同研究方向之间、基础与临床之间形成更多交流，有助于产生新的科学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建立一个组织，而是把合作做实，让组织围绕明确的目标运行，让不同学科真正产生联系。

交叉研究同样如此。交叉不能停留在挂牌和形式上的合作，而要有明确的目标驱动。除了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也是推动交叉合作的重要方式。对于一些具有转化前景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支持方式，为科研人员提供孵化和合作空间，使不同学科、不同领域能够围绕具体问题形成真正的合作。

基础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前沿技术。对于年轻科研人员，如果能够带来具有特色、有较高技术门槛的研究方法，就应进一步建设相应的技术平台，使技术成为推动科学问题研究的重要支撑。基础医学提出科学问题，前沿技术则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两者之间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

基础医学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人才培养。面向未来，医学人才培养需要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的人才目标。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探索：医学原创探索者、临床实践革新者和医学产业创造者。

不同类型的人才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也可以围绕新的医学前沿探索新的培养内容。例如，脑机接口、单抗药物等新兴领域，都可以开展医学人才培养的新尝试。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徐浩新：科研组织需围绕科学问题重新组合

基础医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传统学科系与交叉研究之间的关系。传统学科系承担着重要的教学任务，这是长期形成的组织体系。但从科研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看，仅仅依靠学科系开展创新研究，与新的科研组织方式不完全匹配。因此，教学和科研既不能简单割裂，也需要在组织形式上进一步调整。

前期探索中，我们曾经通过成立不同的研究中心推动交叉研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更倾向于通过学科群的方式重新进行整合：相关学科系的教师仍然承担教学任务，同时在学科群层面开展科研合作。

这样既保留了学科系在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又能够让不同学科围绕科研问题开展交叉研究。

科研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样需要考虑各单位已有的基础。细胞库、动物模型库以及其他科研资源平台，都是值得共同建设的方向。如果一个单位在某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积累，可以在此基础上牵头建设相应资源平台；其他领域工作则可以由具有相应基础的单位承担。不同资源可以由不同单位分别牵头，再通过共享形成协同，而不必要求每个学校都建设相同的资源库。

资源共享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但资源建设需要考虑实际效率。与其要求各单位按照统一模式重复建设，不如根据各自已有的积累进行分工和合作。

科研资源和学科发展的组织也需要保留一定的开放空间。过于具体的顶层设计，有时可能把研究方向框定得过“死”。基础医学面对的是大量开放的科学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完全固定，反而可能限制新的发现。因此，在协同建设和资源配置过程中，既需要一定的统筹，也需要为科研人员和研究机构保留自主探索的空间。

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李海涛：真正的交叉需要形成新的融合

基础医学是医学教育的根基、医学创新的源头，也是生命健康领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基础医学如何创新突破，已经成为新时代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必须回答的重要命题。破解这个命题，关键不在于把不同学科简单拉到一起，而在于能不能通过真正的交叉，形成新的融合。

基础医学院承担着教学育人与科研创新的重要职能，基础医学学科承载着知识传承与创新突破的使命。科研组织可以从前沿需求出发，围绕具有前瞻性的方向进行布局；但无论组织方式怎么调整，育人这一根本不能忘，学科传承与创新的根基也不能丢。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基础医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智能体、学科引擎等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出现，传统教学方式与研究范式可能因此发生变化。过去一些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有了重新探索的机会。对基础医学而言，这是一个从新起点思考发展模式的机会，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主动塑造新范式的关键窗口。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交叉研究更值得重新认识。不同学科在合作之初，需要发挥各自的学科特色，可以分别承担擅长的部分；但如果仅仅把一个研究拆分成不同模块，由不同学科分别完成，再组合成一项成果，这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交叉。真正的交叉重在育人层面实现融合。不同学科的教师和研究团队合作，不只是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更应培养具有融合能力的人才，把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真正结合起来。未来甚至可能由这种融合产生新的学科，为生物医药产业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源头供给。

所以，人才培养不能采用简单的模块式、分工式方式。具体项目可以有分工，但学生不能只停留在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即使研究过程中存在明确分工，也要让学生充分理解合作的过程，在合作中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拓展自己的能力，实现内涵式成长。这既是对育人规律的尊重，也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储备复合型医学科技人才的长远之计。

科研文化也需要与之相适应。教师可以保持各自的学科特色，这有助于形成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实现人才培养；但在合作过程中，要鼓励真正的学习和融合，而不是仅仅为了完成一项成果作简单分工。交叉研究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不同知识体系碰撞之后产生新的思维、新的概念，以及原来单一学科难以产生的科学问题。这正是基础医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原始创新突破的深层逻辑。

面向未来，基础医学还可以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除了疾病和衰老，希望能够把“康健医学（wellness medicine）”结合起来，从疾病导向进一步走向主动健康导向，从健康问题中提出更多基础医学命题，促进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基础医学不仅要回答“如何治病”，更要回答“如何让人更健康”，为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

基础医学的发展，也需要更加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持续支持。我们可以通过论坛、学术期刊等方式加强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认识到基础医学在科学创新中的重要价值。基础医学不仅是医学教育的基础，也是医学创新的重要源头，需要获得更多资源支持。面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只有持续加大对基础医学的稳定支持，畅通交叉融合和成果转化通道，才能把源头创新的势能转化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动能。

说到底，真正的交叉不是形式上的拼接，而是知识体系、思维方式与育人模式的深度融合。唯有如此，基础医学才能更好落实“四个面向”，为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邹强：不同学科应围绕科学问题形成协同

医工交叉是基础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基础医学而言，关键是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围绕科学问题开展合作。基础医学主要回答科学问题，工程学科则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加持。两者结合，可以形成相互补充的研究力量。

在组织方式上，不一定要追求固定的实体建制，更重要的是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不同学科可以根据具体的科学问题和研究任务灵活组合，形成柔性的合作关系。以项目作为牵引，以课题组之间的相互合作作为抓手，让不同领域的研究力量真正围绕同一个问题开展工作。

这种合作也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基础与临床之间。基础医学和临床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资源对接，而应该形成更加紧密的科学共同体。通过联合中心等组织形式，把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更好地连接起来，让双方能够围绕共同的科学问题持续开展合作。

资源共享也是形成科学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如果能够在资源、项目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形成更加顺畅的共享机制，就能够减少临时性的合作，让基础医学与临床真正形成长期联系。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能够把不同学科联系起来的共同科学问题。人的生老病死，底层逻辑是代谢、免疫的改变。在正常生理和病理状态下，代谢与免疫机制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共同攻关课题。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协同创新还可以延伸到人才培养。不同学校之间可进一步打通育人机制，让学生有机会到其他学校联合培养、轮转，拓展学习和研究的范围。课程资源也可以共享，比如围绕衰老研究，不同高校共同建设相关课程，让学生能够共享不同学校的教学资源。

基础医学所面对的科学问题越来越复杂，单一学科很难独立完成所有研究。医工交叉、基础临床合作以及跨校联合培养，最终都需要回到共同的科学问题上。围绕问题形成合作，围绕项目组织力量，才能让不同学科的优势真正结合起来。（本文照片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