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开豆瓣话题“你在网络上最喜欢的老师”，戴锦华、戴建业、王德峰……耳熟能详的名字里，藏着一个低调的身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杨宁。

但打开B站，他的《文学理论》、《美学原理》等课程又好评如潮：“梦开始的地方”、“中文系前来报到”、“医学生路过”……密密麻麻的弹幕飘满屏幕，如今，其课程全网播放量已突破三千万。他出版的《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豆瓣评分高达8.8。

一块黑板、一根粉笔，靠着满当当的板书，以及接地气的例子，杨宁把看似晦涩的理论讲得鲜活生动。

清华大学文学系教授汪民安评价，“这是一种禀赋——只要想想我们的文学理论课堂上有那么多昏昏欲睡的学生就能明白”。

然而，课堂外的杨宁话不多，甚至自嘲本人很“无聊”，只绕着备课和上课打转。他有个“小目标”：连讲十年《文学理论》，且不重复。

“导游”

走红后，杨宁的课堂还是老样子。

北京初雪过后，一个普通的周二清晨，中央民族大学丰台校区的积雪未消。天蒙蒙亮，杨宁就赶到教室，写下“意志论与生命美学”几个大字，安静地等待学生到来。

这是一堂“美学原理”课。

“如果你的每一天都将重新来过，你会怎样对待人生？”刷刷几笔，杨宁写好板书，回过头，看着学生们困惑的目光，他换了个问法。

“中学的时候，肯定绝大多数老师都说过，‘考上大学就轻松了’，但如果当时老师说的是，‘这还会经历无数遍’，也就是困难、痛苦都将无数次重现，你会怎么对待高考？”

所有人都抬起头，安静地思考。

“这就是尼采的‘永恒轮回’思想，每一分一秒都值得被创造性地对待，而不是浑浑噩噩地度过。”杨宁语调平稳，“你们都可以想想，现在做的事情是真正想做的吗？”

沉默依旧在蔓延。这样的气氛，杨宁已经很熟悉了，一堂理论课，往往是教师一个人的“独角戏”。

但沉默的背后，杨宁听得出来，学生们正在跟着他思考：除了他浑厚的嗓音，课堂还上演着独特的“双重奏”：粉笔和黑板、笔和纸张，摩擦声此起彼伏。

写板书，这是杨宁从2017年站上讲台时就坚持的习惯。“我是一个反PPT主义者。”2019年，他曾公开表态，2025年9月，新学期伊始，他又在微博上重申，“这个学期，我还是选择用基本的方式来教学：一块黑板，一根粉笔。”

杨宁的微博截图

一个半小时的课里，他写了满满当当七块黑板。“如果只用PPT上课，学生们是不是觉得拍下来、存到手机里，就不用再管了，等考试前再翻出来看看就行？”他不想要这样的课堂，而选择通过板书直观呈现知识的结构和脉络，让学生的思路跟着粉笔字慢慢延展。

不过，要讲好一堂理论课，除了思考不能“掉队”，把内容讲清、讲透更加关键。

“理论根本就不抽象，都是来源于理论家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在杨宁看来，为什么多数人认为理论课过于晦涩，“就是因为讲课时把理论背后的动因都忽略了。”

事实上，每一代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总有共通之处。《爱情公寓》、《金陵十三钗》、孟京辉的话剧……他用无数生动的例子作为理论与现实的锚点。

“一定要关注理论背后的问题意识。”这是杨宁一以贯之的理念，他将全部理论内容铺陈开来，不带个人喜好，也没有价值倾向，“最重要的是将理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

更多人走进了他的课堂。文学、历史、哲学，甚至会计、物理、医学……听得懂、有意思、融会贯通，成了大家共同的评价。“这是我的‘精神食粮’。”医学专业大三学生任汀（化名）告诉记者，“上了这门课，以后看书、看电影都开始尝试追问其背后隐藏的价值理念，又多了一份乐趣。”甚至还有教师在社交媒体留言：“能够深入浅出把理论讲明白，对我的教学方式方法触动很大。”

但杨宁本人并没有什么架子，“我就像一个‘导游’，引导大家了解不同的理论、知识，如果你有兴趣，再深入探索。”

上课是最重要的

2019年，杨宁平静的生活被意外打破。

当时，毕业两年、尚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他，机缘巧合下，将录制的《文学理论》课视频传上了B站。“完全没想到有人会看。”看着视频下方的留言越来越多，百条、千条、万条……这完全超出了杨宁的预期。六年过去，B站全部课程视频累计播放量已突破三千万。

杨宁的《文学理论》课程截图

粉丝、流量、节目邀约……这些“三尺讲台”之外的东西纷至沓来。而谈起走红的烦恼，他想了想，还是绕不开教学，“一旦将课程放到网上，如果讲的内容一样，又该怎样留住学生？”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杨宁的课堂，但少有人发现，他的课程每年都有新变化。

“去年是从文学理论的起源和历史讲起，今年换了一套讲课逻辑。”打开平板，杨宁将不同学期的教案分门别类、整理归档，每一堂课的脉络都用思维导图清晰标注，“文学理论、美学原理这些课程，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不可能用十几节课讲清楚。”

杨宁有个“小目标”：连讲十年《文学理论》，且不重复，呈现各个流派和分支的全貌。

“我不想把上课变成重复性、机械性的行为，因为对教师来说，课堂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尽管每年都要重新梳理教案，但他不嫌麻烦，“其实，讲课也在拓宽我对于相关领域和知识的理解，这对教师的成长也大有裨益。”

在杨宁回忆里，这种经历不是少数。

2024年，他上传了一条关于文学评论中滥用“陌生化”理论的视频。陌生化，即通过语言变形、视角转换等方式，创造独特的审美体验。“最开始讲课时我没有太关注这个问题，但后来发现，学生们一旦了解这个概念，就开始套用它阐释各种文学作品。”杨宁笑了笑，这其实就是没有“吃透”理论。

受到这一现象启发，他查阅资料，写了篇关于“陌生化”的论文，对这一文学理论的经典概念进行再考察。

“当你将上课变成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重复机械的行动时，往往也能生发出科研上的灵感。”杨宁推了推眼镜，在他看来，课堂能够为科研带来源源不断的思考与活力。

因此，他每年都会结合学生的反馈，以及当年的教学思考，对课程的逻辑和内容进行调整，“比如我今年的课程内容和去年相比，大概只有40%的重复内容。”

这也源于杨宁的切身体会。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一旦觉得台上讲的内容没有新意和启发，都是‘老一套’时，自然就分散了注意力。”上学时，杨宁就常常穿梭在各大高校的文学课堂，他发现，只有讲出新东西、新思考、新启发，才能真正打动学生。

“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定要有创造力。”杨宁说。

学生太“乖”了

下课铃响起，等着学生们不慌不忙离开教室，杨宁快步走到教室最后，收起相机。时至今日，尽管已不再有上传视频的硬性要求，他依旧坚持记录每节课的教学。

“每年重新备课时我都会拿出来，看看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这是杨宁的初衷，但他最先发现的是学生的变化，“现在的学生都太‘乖’了。”

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到中央民族大学，站在不同讲台上的杨宁，发现了共性问题：学生们总是昂着头、睁大眼睛，跟随他的粉笔字，在笔记本上写着整齐的课堂笔记。

“现在学生们上课很认真、写作业很认真，但是创造力很缺乏。”杨宁的神色逐渐严肃起来，“他们不敢反驳教材，也不敢质疑老师，只是重复着已有的观点，争取在每一道题目上获得满分答案，而不去想为什么会有这道题、有没有更优解。”

这和杨宁印象里的文学课大相径庭。

在学生时期，“叛逆”的他不愿拘泥于课本知识，拿到试卷后，总是想着每道题目还有没有其他答案。“甚至在考试里，我还会写我认为对的内容，总是想把所有标准答案都‘批判’一下。”杨宁笑道，“这肯定让老师很头疼。”

没想到，成为老师后，让他头疼的反而成了学生们千篇一律的答案。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经受过标准化训练的学生。”尤其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份作业都无比贴近“标准答案”，少了点“人味儿”，但但这不是杨宁想要的结果，独角戏的课堂、完美的答卷、唯分数论的功利性教育，最终指向的不过是机械的“人”。

“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是提醒你，你是一个‘人’。”杨宁拧紧了眉头，教师、学生、医生、警察……这些不过是被划分的社会职业，而归根到底，作为一个“人”，要有对世界纯粹的、直觉性的判断。

杨宁常常从自己两岁的孩子身上获得启发。“他们会很直接地评价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而这种源自生命本能性的感受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迟钝、麻木，最终成为功利性的判断，比如看到一些自然景观，小孩子只会觉得很美，但成年人会考虑，看完之后要不要写个感想，发个朋友圈，再配点相关的诗词。

“除了功利性的价值判断外，现在很多人不敢做出审美判断。”杨宁指出，资本、消费社会、他人评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大多数人难以完全忠于自我感受，而选择人云亦云，“这是个严肃的话题，能否独立做出选择、并对其负责，本质上体现了一个人‘自我’的觉醒。”

杨宁表示，这些正是审美教育的关键。

“审美教育就是一种反思性教育，逐渐构建独立认识世界的框架，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杨宁认为，这也是文科教育的目的——为世界赋予意义。

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质疑。

“大学校园就是一个象牙塔，应该包容不同的想法、声音，允许它们相互讨论、碰撞，擦出新的火花。”杨宁叹了口气，“但现在的学生都太‘乖’了。”

不能期待用一门课改变

杨宁理解，这份“乖”其实是内卷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尤其这两年，甚嚣尘上的“文科无用论”，已经成为每个学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文科无用论’不是今天才有，但为什么近些年又被重新提起？”在杨宁看来，这是信息获取日益便捷，获取文科知识门槛较低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文科无用，不如说它已经融入日常生活，不用再通过系统性教育就能获取，这是个好事。”

然而，这对文科教育提出了全新命题：知识之外，还应当承担起哪些责任？

杨宁认为，这包括两方面。“首先，文科的通识性教育应该重视理论，而非简单的作品赏析。”不同于普遍印象中的晦涩难懂，实际上，文学理论能帮助建立起认识、理解世界的框架，“我们能从哪些角度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某一现象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文化因素，可以从哪些角度思考，都需要理论的学习。”

相反地，在杨宁看来，驾驭文学作品远比驾驭理论困难得多。“就拿《红楼梦》举例，你能对作品本身做出多少独特的解读吗？其实大多数人都在人云亦云，但我们能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小说情节、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

因此，人文学科的通识性教育绝不是简单地读读小说、背背诗词，“通识教育绝不是体验教育，读读书、写写字、跳跳舞、弹弹琴来进行所谓的陶冶情操，这就从艺术教育变成了艺术技艺，和艺术培训班有什么区别？”杨宁反复强调，恰恰相反，通识教育更加需要理论学习，“要帮助形成对世界、对社会、对自我的思考和认知框架。”

另一方面，对中文系学生来说，在保持质疑、反思精神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探索。

“相当于不断地补充文末注释，对专业知识展开专业思考。”杨宁反问，如果全凭个人喜好点评作品，而没有专业性的分析，和豆瓣上的读者有什么区别？

这些同样需要理论教育的支撑。“现在的问题是，研究生不读书、本科生乱读书。”杨宁摇摇头，研究生更重视论文、不关注原典，而本科生还不具有完整体系，就去“啃”理论的大部头，难免一知半解。

“因此，本科阶段的人文教育更侧重拓宽知识面，搭建完整知识体系架构，研究生阶段则要回归著作本身，深入钻研。”杨宁说。

“那不同阶段的课程设置应该分别突出哪些重点？”面对这个问题，杨宁反问，“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课程来解决问题？”不会写论文就开一门论文指导课，不会谈恋爱就开一门“恋爱课”，那究竟谁有资格来授课，是论文写得多的、恋爱谈得多的吗？

“这些都只是形式，我们不能期待通过一门课来做出改变。”杨宁说，家庭、学校、社会，都应当是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而更重要的是，面对变动的社会环境，人文教育亟需向前一跃，回应现实挑战，“我们要以现实问题切入，来呈现文学理论体系的复杂性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