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顶尖大学“提前录取”被告上法庭：价格操控还是简化招生程序？

 

今年8月8日，一纸诉状将美国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推上了舆论与法律的双重审判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院，4名在校和已毕业的大学生提起集体诉讼，控告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等录取高度择优的32所私立大学，以及3家与招生数据和申请平台相关的机构——COFHE、Common App和Scoir。

这起诉讼的核心指控是，这些高校通过“提前录取”（Early Decision，简称ED）制度，形成了一种实质上的“协同不竞争”机制，限制了申请人在财政资助上的议价和比较空间，并由此间接推高了学费。这种行为被原告认为触犯了美国的《谢尔曼反垄断法》。

尽管诉讼刚刚立案，调查与审理可能会持续数年，但其象征意义已经显现：ED制度长期存在的公平性争议，首次被置于反垄断法律的直接审视之下。在公众对高等教育信任度下降、学费持续攀升、学生债务压力巨大的背景下，这一案件很可能成为重塑美国本科招生规则的关键节点。

“提前录取”的运行逻辑

ED制度的本质，是在时间和承诺之间进行交换。它要求申请人在高三秋季就递交材料，并在12月中旬获得录取结果——远早于常规轮次的春季通知。作为回报，申请人拥有比常规轮更高的录取概率。部分学校在ED阶段的录取率甚至是常规轮的两倍以上，这无疑对那些将目标院校视为“唯一选择”的学生具有极大吸引力。

然而，这种吸引背后是一个强制性的绑定承诺：一旦被录取，学生必须入学，并撤回其他所有申请，唯一的例外是财政资助不足以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在被录取后收到的财政资助金额，无法覆盖学校认定的该学生的“经证明的经济需求”，学生就可以提出申请解除ED入学承诺。

这里的“经证明的经济需求”，是学校根据申请人家庭收入、资产、支出等信息评估出来的一个数字，用来衡量学生就读该校所需的经济支持。

简单来说，如果学校给出的助学金、奖学金等总额不足以抵消家庭支付能力与学费总额之间的差额，学生可以放弃入学。

但现实中，这个“需求”标准是由学校来判定的，学生对其认定结果的异议往往很难获得支持，这也是批评者认为ED制度对需要援助的家庭不够友好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减少了学生在目标院校与其他院校间比较援助方案的可能性。

但对高校而言，ED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它可以提前锁定一批优质生源，降低春季招生的不确定性。其次，它显著提升了学校的入学率，这一数据常被排名机构视为衡量学校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最后，绑定承诺让学校在财政资助分配上更具可控性——当学生没有其他选择时，学校不必在奖学金和助学金上与竞争对手进行激烈比拼。

然而，这套机制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也不相同。对于富裕家庭而言，ED是一条“加速通道”，他们不必在意资助方案的差异，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前承诺；而对于依赖财政援助的中低收入家庭，ED可能意味着放弃选择权和议价权。这种结构性的差异，正是批评者所称的“阶层放大器”——它在无形中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

当事人、被告与法律主张

上述4名原告分别来自不同背景家庭与院校，其中包括两名已毕业的大学生和两名在校生。他们的共同经历是，在高中申请阶段选择了ED，提前锁定了目标学校，并在12月中旬收到了录取通知。

然而，他们后来意识到，ED的绑定承诺让自己失去了比较多所学校资助方案的机会，尤其是在奖学金金额、助学金比例、贷款条件等方面。他们声称，如果当初能够比较不同学校的援助方案，就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入学选择。

原告方的法律逻辑是，虽然单个学校实行ED并不违法，但当一批竞争性强的高校在招生与资助策略上保持协同、不竞争甚至共享敏感数据时，就可能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水平协议”，触犯反垄断法规。

所谓“水平协议”是指在反垄断法语境下，处于同一市场层级、相互竞争的企业或机构，达成的一种限制竞争的协议或默契。这种协议可以是白纸黑字的合同，也可以是口头约定，甚至彼此间的默契协调。其核心特征是，竞争对手之间达成一致行动，减少或消除价格、产量、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内耗。

比如在本案中，如果多所彼此竞争的精英高校在ED中约定不抢对方的申请人、不用财政资助去吸引已承诺入学的学生，并且共享敏感的申请与资助数据，这就可能被视为一种“水平协议”。在美国反垄断法下，某些类型的水平协议，如价格操纵、市场分割属于“本身违法”，即只要存在就被认定为违法，无论其对市场的实际影响如何。

因此，原告方认为，这些精英高校的做法不仅涉及教育公平，还触及美国市场竞争秩序的底线。

“提前录取”的历史争议

有关ED的争议从其诞生就已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精英高校采用ED制度，教育公平倡导者也提示：这种制度在名义上向所有人开放，但实际上更有利于那些不依赖援助的申请人。长期以来，媒体、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曾批评ED制度加剧了录取不平等，使得低收入学生不得不在“提前申请”和“经济保障”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信息透明度不足也是一大争议点。在ED阶段，很多学校提供的只是资助的初步估算，而非完整的、可比较的方案。对于需要在不同学校之间权衡的家庭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几乎等同于放弃议价。

近年来，这些争议不断升级。2018年4月，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卫斯理大学在内的美国多所名牌大学因涉嫌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已被美国司法部调查。报道称，这些学校之间互通提前决定学生名单并达成潜在的协议，有选择性地把名额提供给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

此次针对32所高校的ED诉讼则直接指向更广泛的协同行为，认为这种机制可能损害学生的利益，并触犯反垄断法。这种指控与过去的公平性争议不同，它把问题从道德和政策层面推向法律层级，强调ED制度可能构成对市场竞争的不正当压制。

可能的影响与前景

未来的判决结果不得而知，但如果法院支持原告的立场，那么美国高校的招生制度将面临深度变革。

首先，ED制度可能被迫削弱甚至取消其绑定性质，转向非约束性的“提前行动”（Early Action，简称EA）。这将允许学生在被多所高校录取后比较财政资助方案，从而在经济上作出更理性的选择。这样的改革会直接影响高校对入学率的控制，迫使它们在吸引生源方面投入更多精力与资源。

其次，财政资助政策可能因此发生转变。没有绑定承诺的保护，高校将不得不在奖学金和助学金上展开更积极的竞争，以争取被其他学校同时录取的优秀学生。这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大利好，可能使他们获得更慷慨的资助方案，从而减轻债务压力。当然，这种竞争也可能带来副作用，例如挤压学校在科研、基础设施或长期发展项目上的预算。

再次，在更广的层面上，此案可能推动反垄断执法向教育领域深入延伸。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加大对教育市场的监管，将高校之间的招生协作纳入更严格的竞争法框架。这不仅是对ED的挑战，也是对整个高等教育行业运作逻辑的一次制度性检验。

最后，公众舆论的变化同样不可忽视。无论案件结果如何，它都会加剧人们对“精英教育不公平”的印象，并可能催生更广泛的制度透明化改革。社会各界对录取公平的关注，将促使高校重新思考如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履行教育平等的社会责任。

制度的十字路口

在对现有的ED招生政策的讨论中，有数种可能的改革方案，有的温和，有的激进。温和的路径是保留ED，但增加财政资助的保障条款。例如，要求高校在ED阶段就提供与常规轮等同的完整资助方案，并明确规定如果学生对资助结果不满意，可以无条件解除承诺。这既保留了ED的效率优势，又减少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不利影响。

另一种路径是推广非绑定的EA。EA在时间安排上与ED类似，但不要求承诺入学，允许学生在春季比较多所学校的录取与资助方案。这种模式能够保持提前申请的便利，同时避免对选择权的限制。虽然EA可能降低高校对生源的控制力，但从公平性角度看，它是更可接受的折中方案。

更激进的改革则指向数据透明与外部监管。立法者或监管机构可以要求高校公开ED与常规轮在财政资助上的差异数据，并禁止招生过程中的跨校敏感信息交换。这不仅有助于消除不公平的协作行为，还能提升公众对高校招生制度的信任度。

在美国，ED制度是高等教育录取体系中最具争议的环节之一。支持者认为，它提高了效率、稳定了生源；批评者则指出，它在无形中强化了社会阶层壁垒，并限制了学生的选择权。2025年的这场诉讼，不仅是一次法律争端，更是一次对高等教育价值观的拷问——为简化招生程序，还是为操控价格？

未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由法庭、公众与教育界共同书写。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