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猜，它们在干吗？”

新疆天山北麓，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内，几个脑袋凑在一起，趴在望远镜后窃窃私语。

发问的人是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新疆生地所）研究员杨维康，而他们讨论的主角，正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蒙古野驴。

20多年来，为追踪蒙古野驴的踪迹，杨维康带领团队多次出入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新疆有蹄类野生动物主要活动区域，分布着蒙古野驴、鹅喉羚、盘羊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而杨维康的目标，就是守护这些旱域生灵。

“从事生态学研究，只有坚持在野外观察思考才能找到科研的灵感和思路。”杨维康告诉记者，他每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漂”在野外，在酷暑、严寒、狂风和沙尘中，寻找别样的乐趣。

杨维康2019年在西藏阿里考察（受访者供图）

三次转行

杨维康和濒危野生动物的缘分，来得有点晚。

1993年，在新疆大学基础数学专业大学三年级就读的杨维康，逐渐萌生了转专业的念头。“数学比较‘烧脑’，就想着能不能换一个和数学相关的学科。”杨维康回忆道，当时多数人的选择是从数学跨到计算机专业，他偏偏对生态学更感兴趣，“我自学了《植物生态学》、《植物分类学》等内容，顺利考进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现新疆生地所）。”

1994年7月，满怀期待的杨维康踏入新疆生地所，就再未离开，在此学习、工作了31年。

硕士时期，杨维康攻读的本是植物学专业，研究新疆地区常见的柽柳，这是当地著名的抗风沙、耐盐碱植物。毕业后留在研究所，在吐鲁番沙漠植物园从事植物生态学研究。

很快，他发现，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还是得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作为研究所职工，攻读博士学位必须要结合研究所的课题。”杨维康告诉记者，但当时，没有合适的植物学课题支撑他攻读博士，无奈之下，他只得先去新疆生地所研究员高行宜带领的动物生态学课题帮忙。

“当时我们和阿联酋国家鸟类研究中心开展了波斑鸨的保护生物学合作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内容和植物相关，而且我外语比较好，可以同时做一些翻译工作。”杨维康说，就这样，他边工作、边自学，“幸运地考上了动物生态学的博士。”

读博期间，他全身心投入濒危鸟类波斑鸨的保护生物学研究。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性情警觉，视力好，在六七百米外就能发现人类，蹲伏躲藏在灌木后面，难以觉察。

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只知道西北部地区有波斑鸨，但其数量、分布、习性等一概不知，甚至连不少当地人都不知道这种鸟的存在。得益于导师高行宜长期扎根野外的坚持，他们在昌吉州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中率先发现了波斑鸨踪迹。

“这一发现快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杨维康说，为了不“打草惊鸟”，他们架起20至60倍的高倍望远镜，慢慢地环视扫描，在半径3千米内寻找波斑鸨的踪迹，日复一日，逐渐摸透了波斑鸨的数量和习性。

2002年，杨维康迎来了博士毕业答辩，当把厚厚一沓的博士论文递给鸟类学家郑光美时，对方作出了高度评价，“你这篇论文详细研究了波斑鸨的繁殖生态学特性，对波斑鸨的保护有很大意义。”

这句话，杨维康铭记至今。

寻找蒙古野驴

在追踪波斑鸨的过程中，杨维康还注意到另一类物种——有蹄类野生动物。

“新疆地区分布着众多濒危有蹄类野生动物，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杨维康告诉记者，当时，波斑鸨的研究已经做得较为深入，考虑到个人和团队的发展，他开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2004年正式开始了蒙古野驴的研究工作。

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到蒙古野驴的踪迹。“我们会驱车进入保护区或者无人区，站在车顶上用高倍望远镜寻找野生动物。”杨维康说，在长期的野外考察里，他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七八月份，整个保护区非常干旱，大批蒙古野驴通常会聚集在水源地，可以直接“守水待驴”。

此外，分辨蒙古野驴的痕迹也是必备技能。荒凉的保护区内，要寻找动物的踪迹，不如低头看看脚下的路。“无人区本没有路，野驴走得多了就有了路。”杨维康笑道，而“路”的痕迹也各有千秋：大小、深浅，甚至新鲜程度，都传达着不同信息，是几头驴还是一群驴、是近期的痕迹还是隔了一段时间，都可以从中窥视一二。

沿着错综交叉的痕迹，杨维康直观了解着蒙古野驴的基本情况：它们数量多少、吃什么、有没有足够的水源、生活在哪里……杨维康“眼力”极好，他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副望远镜，稍有风吹草动就停车观察，不放过任何蒙古野驴的蛛丝马迹。

除了观察外，要想深入分析蒙古野驴的生活习性，还需要关键的研究证据——粪便。

“粪便和食物是直接相关的，因此越新鲜越好。”杨维康说，每次观察记录后，他们会驱车直奔野驴群，紧张状态下，野驴会自然排便，以减轻身体重量，利于逃跑。这样，杨维康带领团队总能如愿捡到新鲜粪便。

不过，越是新鲜，驴粪的味道越刺鼻。尤其在寒冷的冬天，车内的味道更是一言难尽，司机往往最先忍受不了，摇下车窗，用冷风冲散这股恶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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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在检野驴粪便（受访者供图）

“借助粪便我们可以进行蒙古野驴的食物组成分析，判断它们倾向吃哪些植物，以及不同植物的食用比例等等。”杨维康告诉记者，基于研究分析，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濒危动物保护措施。

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蒙古野驴数量不足400头，2005年，杨维康发现保护区的矿业开发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生存。基于实地调查，2013年和2015年，杨维康分别提交了咨询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着手生态恢复。2022年底，保护区蒙古野驴数量已上升至3400余头。

“两头熬”

野外考察的日子并不好过，全靠一早一晚“两头熬”。

夏天，北京时间五点，新疆还是黑茫茫一片，杨维康就得起床，洗漱、吃早饭、装上仪器设备和干粮，五点半准时出发，乘车抵达观测点位，架起望远镜，开始远望观察。

太阳缓缓升起。蓝黑色的天空晕染出微弱的橙黄色调，而后逐渐浓郁，直至发出刺眼的光。杨维康感觉眼睛都快要“烧”起来了。此刻已接近午时，气温也随之升高，远方的沙漠闪着微光，肉眼就能看到蒸腾的热气。

正午的炎炎烈日，野生动物也“扛不住”了，纷纷躲藏休息。这也是杨维康和团队最难熬的时段，他们从车里搬下食物——通常只有两个选择：方便面和馕，盘坐在地上，快速填饱肚子。

下一个野生动物观测的好时机是傍晚七点。接近六七个小时的“午休”，在没有遮蔽物的野外，气温接近40℃，闷得人喘不上气。“司机师傅想了个办法，把一块帆布铺到车底，让我们头对头钻进去，上半身藏在车底，开始睡觉。”杨维康笑着说，有时候风沙吹进耳朵，有时候蚂蚁爬到脸上，他们都不为所动，“偶尔大家也会坐一起聊聊天，讨论学生实验、论文里的难题，来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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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夏天睡在车底（受访者供图）

等到太阳西下，野生动物又开始了活跃，他们再次架起设备，直到晚上十点半，才结束一天的工作。

从1995年首次前往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开始科研生涯，这样的日子，他过了三十年。

在他记忆中，1998年的野外考察格外深刻。从4月20日一直待到6月15日，出发时他还裹着棉衣棉裤，春末夏初的无人区，昼夜温差极大：正午时分，帐篷里又闷又热，帐篷外又是阳光暴晒；晚间气温骤降，狂风大作，帐篷都被吹得摇摇晃晃，起床时脸上、嘴里都是沙子。

“当时，每周会轮流安排两个年轻人去附近城市采买物资，还能在宾馆洗个澡，算是难得的福利了。”杨维康回忆称，这段经历也让他深刻感受到野外工作的魅力。如今，他每年至少100天的时间依旧扎根野外，克服高寒缺氧等自然难题，持续收集关于盘羊、藏羚、藏野驴和北山羊等濒危物种的重要数据。

近期，杨维康带领的干旱区生物资源保育团队基于5186条北山羊野外分布记录，构建了首个跨境物种保护责任量化评估框架，为北山羊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不考虑工作的话，你喜欢什么动物？”2022年父亲节前夕，杨维康收到孩子的微信。

“还是盘羊和北山羊。”他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