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将“博士生是否过剩”的议题再次推上风口浪尖。文章指出，全球博士生数量远超学术岗位供给，中国、印度等国的博士生人数更是出现“爆棚”，但许多高校并未让博士生做好从事学术圈外工作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题在国内舆论场持续发酵，但讨论的焦点逐渐偏离核心。部分媒体转载时仅大肆渲染“博士生太多”“学术圈挤爆”等吸睛表述，并未深究其背后的事实。更有甚者，衍生诸如“高学历泡沫”“博士生培养是数字游戏”“博士失业危机”等催生焦虑和负面情绪的文章。

豆包AI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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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生真的“过剩”了吗？这一问题近年来争论不休，答案似乎始终在两组数据间“拉锯”。

一组数据凸显规模扩张：2000年至2024年，中国在读博士生从6.73万一路攀升至60余万，二十余年间增幅近10倍，叠加“论文压力大”“延毕率攀升”“毕业后高学低就、大材小用”等现象，让“学历通胀”的焦虑持续发酵。

另一组数据则突出国际差距：中国每万人中仅有7~8名博士，博士占比尚不足总人口1%，远低于欧美1%～5%的水平，且在全球博士占比排名中，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甚至未入前十。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博士生扩大招生规模的趋势还会延续。

两组数据背后的观点“对峙”，暴露了一个盲区——博士教育的本质能否仅用“总量多寡”来衡量。当我们反复纠结于60万博士生是否过多时，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芯片、集成电路、高端制造等“卡脖子”关键领域在喊人才荒？为什么一些龙头制造企业开出巨额年薪却招不到能破解生产线精密控制难题的博士？

种种现象表明，所谓的“数量过剩”，实际上是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断链”反应。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包括行业高校在内的许多大学，评价体系均围绕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学术指标展开。同时，博士生往往被当作未来学术界的“接班人”培养，这种单一目标导向使得博士生培养逐渐沦为“论文生产线”，忽视了产业界对高端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所言：“博士生‘僧多粥少’的焦虑，是我们给的‘粥’种类太少。”

为打破“学术独木桥”困局，让博士就业不再只盯着高校教职，近年来，政策层面已做出调整。2020年以来，相关政策反复强调“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规模”，培养一批厚基础、实战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工程学科为例，自2022年起，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已获三度扩展，清北浙交等32所高校及航天科工等8家企业入选。

不过，博士教育与产业之间的“断链”，绝非单一环节偏差，相关修复尚需打通评价体系、企业生态、社会认知等不同环节的系统性梗阻。

首先，培养和评价体系的学术惯性尚需打破。尽管政策已明确倡导通过多元赛道扩大专业博士招生，但高校的评价机制更多时候依旧“唯论文”导向，导师和博士生的精力仍大量消耗在发论文、争项目的单一赛道上，实践环节流于形式。一些专业博士在转型过程中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既缺乏行业经验，又无法在学术圈立足。甚至有人调侃，博士培养变成了一种生产高文凭的产业，半数博士生只是拥有一张证书而已，未能真正掌握与之匹配的能力。

同时，企业引才、用才的生态短板尚需补齐。当前，许多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难以提供充分释放博士价值的优质岗位。部分企业职业发展通道狭窄、创新文化贫瘠、难以包容失败、激励机制（如知识产权分配）滞后，导致引才难、留才难。在这一方面，企业除弥补自身生态短板外，可借鉴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经验，400多个企业联合创新中心推动校企深度合作，由企业提出技术难题，高校组织研究生团队攻关，从而联合培养真正具备产业视野和工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在其毕业后“接得住”这些高端人才。

此外，社会认知的刻板印象也尚待更新。当博士跑外卖、当中介、做中学老师、到街道办谋职等事件成为舆论热点时，背后是社会对博士职业发展路径的刻板认知。打破这种思维定式，要营造更加多元、包容的社会认知环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破解博士生培养的“断链”难题，须跳出“数量论”的陷阱，构建政策、教育、产业、社会协同发力的生态体系。具体而言，例如政策端持续优化学科布局，强化对急需领域的前瞻性支持，搭建高效的产教研对接平台；教育端变革评价“指挥棒”，将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攻克产业技术难题置于与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同等地位，将产业项目深度融入专业博士生培养全链条；产业端则需企业与人才的双向托举，企业主动深入参与人才培养，用“真问题”锻造专业人才，用优秀人才加速企业升级；社会端则需更加包容，对人才流动的认识更加理性、客观。

对个体而言，追求更高学历是基本权利。诚然，博士多了，学业和求职竞争也会愈发激烈。博士学位，攻还是不攻？走学术路线，还是专业路线？关键是不被潮流所裹挟，认清自己的目标与兴趣，方能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