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前，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讲演，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著名论断。百年来，出土简帛文献不断发现，已促成简帛学这一“新学问”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发现的简牍总量约30万枚，帛书已发现数十件之多。早在1993年，历史学家李学勤即指出：“简帛书籍的大量涌现，正在改变古代学术史的面貌，影响甚为深远。”有关简帛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不断涌现，成果丰硕。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刘国忠的著作《简帛有声：出土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以下简称《简帛有声》）称得上是一部简帛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

《简帛有声：出土简帛的文献学研究》，刘国忠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定价：138元。（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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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忠于1999年撰写了首篇有关简帛文献的论文《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再探》，之后他又先后参与清华简、长沙五一广场简的整理工作。至今，刘国忠已在简帛研究领域深耕25年，其治学立足简帛文献，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微观考证与理论思考相结合。

本书共收录43篇文章，主要涉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等简帛文献的研究。书中深入浅出地探讨了出土简帛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文王称王”“武王受命”“周公居东”等命题。

《中庸》“武王末受命”句向来难解，而关键在如何训释“末”字。历来学者大致持两种意见。郑玄、孔颖达等学者将“末”理解为“老”，这是主流观点。有学者则将“末”读为“无”，或读为“未”，或为“未”的误字，即武王没有受命。这两种观点均有扞格难解之处。刘国忠在《据清华简释〈中庸〉“武王末受命”》一文中，根据清华简《保训》《程寤》《四告》等文献，尽可能还原周人眼中“文王受命”的真实内涵，即周武王继承文王开创的基业而取得克殷的胜利。至于《中庸》“武王末受命”中的“末”，应理解为“最终”，即武王最终接受了天命。刘国忠此种训释也有相关书证，他引《尚书·召诰》“王末有成命”，蔡沈即将“末”训为“终”。如此，《中庸》“武王末受命”句的理解圆通无碍，该文读来酣畅淋漓，令人茅塞顿开。

书中类似文章还有多篇，均为对传世经典文本作的微观考证。更重要的是，刘国忠还着眼于中国古代文明史与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在书中特别注重利用出土简帛文献，辨析相关史料，揭示被遮蔽的历史。

例如，在西周史领域，刘国忠关注了文王受命与称王两个问题。“文王受命”在古籍中多有记述，但该事件的具体过程在古籍中有不同说法，特别是汉代纬书中相关记述更是离奇荒诞，令人难以信服。《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一文中提出，所谓“文王受命”，“其依据很可能正是太姒所描述的这一梦境以及相关的占测结果”。此种推论丰富了我们对“文王受命”的认识，现在已得到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刘国忠还深入探讨清华简《保训》“惟王五十年”的史学价值，明确指出周文王在即位之初就已称王，且可确认其在位年数为50年，这对重新审视周文王时期商、周关系有较大帮助。此外，他还通过分析清华简《金縢》“周公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的记述，检视“周公居东”学术史问题，肯定了伪孔传等把周公居东解释为“周公东征”的传统观点。

立足简帛文献，既重新审视重大学术问题，也关注数术文献、行政文书，探讨以往被遮蔽的思想文化史以及基层日常行政管理等诸多问题。可以说，书中呈现出了简帛文献中多彩斑斓的历史世界。加之刘国忠深入浅出的论述、简洁晓畅的文笔，在繁杂的历史中抽丝剥茧，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领略简帛文献的魅力。

100多年来，简帛文献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如今，简帛学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与新的方法，推动不同研究领域走向融合，搭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但是，相较于实证研究，简帛学在研究对象、基本概念、学科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方面尚需加强。目前，学界已注重加强对简帛学的理论建设。同时，国内学界不断加强与国外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刘国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简帛学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他结合清华简的研究与保护经验，对简帛文献保护与整理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思考。

这部著作体现出来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与理论关怀，无疑将推动简帛学研究走向深处，刷新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认知。

（作者孙进系烟台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子珍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