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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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端鸿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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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高考结束，意味着又有一大批年轻人要准备回答一个“我将成为谁”的重大问题。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却往往不是沉静的思考，而是紧张的计算；不是向内追问，而是向外打听。志愿填报本该是一场青春与命运的庄重会面，却变成一场信息战、心理战，甚至是一场家庭权力的较量。在这场看似自由却高度结构化的选择游戏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能力被长期忽视。

这个能力便是真正的自主选择能力。

众所周知，高考是一种高强度的筛选机制，但很少有人追问，在筛选之后，我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学生在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一刻，本该迎来的是一个思考自我、建构未来的起点。但现实中，他们却被迅速推入一种更焦虑、更功利的逻辑中——你的分数值多少钱？你的志愿是否“最优”？你能否“每一分都不亏”？于是，原本属于青年的关于“我是谁、我想成为谁”的追问，几乎被“我能上哪里、我该选什么”彻底取代。

必须承认，填报志愿本身并不难。在高考录取规则高度透明、信息平台日趋成熟的今天，平行志愿为考生提供了极大的选择容错空间。对于完成了整个高中学习的年轻人来说，操作层面的填报志愿早已不是能力门槛，而是一种本该自我承担的实践任务。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怎么填”，而在于“我想填什么”。

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考生并不是因为操作难度大而求助他人，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做错选择、害怕承担结果，最终干脆交出决定权。他们不是不能自己填志愿，而是不敢为自身的偏好负责、不愿承担不确定性。于是，“替你选一个保险的”“把志愿交给老师、专家、父母”变得合理起来。

我们不能将这一现象简单归因于学生“只看就业前景”。事实上，这种“无法选择”的困境背后，是整个教育系统、家庭文化与社会期待对个体判断力的系统性压抑。

比如，父母习惯于将志愿填报视作一次家庭资源的配置，倾向于用“回报率”衡量某专业是否值得选择；学校教育又往往更注重学生成绩、名次，而非学生的自主规划、价值判断、风险评估能力；“热门专业”“就业率排行榜”等概念的盛行，又在无形中绘制了一张看似科学、实则狭隘的路径地图，把选择的价值压缩为“能否找到工作”“能否月薪过万”。

正因如此，我们才强调高考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分数单，而是年轻人第一次有机会学习作决定的能力。真正的自主选择不是“任性”地脱离现实或“一意孤行”地拒绝建议，而是有意识地面对复杂信息，在兴趣、能力、价值、机会之间作出阶段性的平衡判断。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现实——总有人会在高考中“失利”。而这些学生和家长往往会天然地认为“失去了选择权”，仿佛分数的下滑意味着人生天花板的下沉，甚至只能“捡”剩下的志愿、专业与未来。

事实上，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发展高度的并非分数，而是能否找到自己愿意持续投入的志趣领域，同时给予其与个人能力相匹配的专注并坚持下去。

很多时候，人们把高校分层看得过重，却容易忽略专业、个体之间在投入深度与成长轨迹上的巨大差异。在多元社会，无论身处何种学校，只要你选择了一个真正值得投入的方向并长期耕耘，总会迎来重获主动权甚至反超的可能。

然而，现实并没有给这些年轻人提供足够的试错空间。在很多高校，大学专业一旦选定就难以轻易转换。多数父母也更希望孩子选择“最不容易出错的路径”，而非“最能激发成长的路径”，甚至学校在志愿指导时，也更愿意成为“信息中介”而非“成长伙伴”。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学生初入高校便已经陷入迷茫，很多人在毕业后重新审视当初的选择，却发现为时已晚。

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建立一种“欢迎自主选择”的教育文化。这意味着家庭要能接受探索的成本，不把试错当作失败；学校要给予学生延迟决定的制度空间，如宽松的转专业政策、跨学科学习平台等；社会也要从单一的“成功路径”想象中走出来，承认人生轨迹的多样与可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语言、情感和制度等层面给予学生这样的信号——你有判断的能力，你的兴趣和困惑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你有权为人生试一次。

总之，我们要告诉那些正要填报志愿的学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选择可以确保“不吃亏”。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只能在一次次愿意承担后果、愿意从失败中成长的选择中建构出来。

同时，我们也要告诉学生的父母、教师、咨询者，真正的指导不是给出正确答案，而是营造出可以判断、可以试探、可以犯错、可以成长的氛围和空间。我们不能替他们选择，但我们可以用理解和支持，让他们敢于选择、愿意负责。

须知，教育从来不是将学生送入大学了事，而是让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不再害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