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等职后，伴随着不久前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福耀科技大学）的领导层集体亮相，徐飞正式公布了自己的“下一站”——担任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常务副校长。

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徐飞算是一个响当当的“改革派”。特别是在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期间，他推行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被誉为大学版的“小岗村实验”，从制度上明确了权属分配，成为全国的标志性事件。

如今，当“改革派”遇到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一“新形态”，两者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为此，《中国科学报》对他进行了专访。

徐飞。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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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

《中国科学报》：结合过往的校企经历，你所了解到的产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是什么？

徐飞：产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本质上是对“解决复杂系统问题能力”的渴求。从教育者视角看，需打破“专业围墙”与“标准答案依赖”，在课程中植入更多“非结构化问题”；从产业端看，则要容忍创新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为人才提供接触真实问题的空间。同时，产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集中体现在扎实硬核的专业知识、跨学科融合能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以及团队协作与领导能力上。

在某制造业头部企业担任战略顾问时，我曾目睹一场技术与市场的割裂危机——企业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的新产品，因研发团队缺乏用户思维，量产后面临性能优越，但客户不会用的尴尬。销售团队不懂技术参数，研发人员不了解客户工艺流程，导致价值传递链条断裂。这让我意识到，创新型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打破知识壁垒的“跨界翻译能力”，以及穿透“知识竖井”的复合型解题能力。

《中国科学报》：在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有何新作为？

徐飞：新型研究型大学通常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前沿领域，打破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培养体系。例如，福耀科技大学根据“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办学定位，设立了计算与人工智能、制造与未来技术、运载与智慧交通、新材料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学科和专业。

课程设置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与产业界协同设计培养方案，融入实际项目，实行“科研+产业”双导师制。

此外，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还建立了“需求预测—供给调整—成果孵化”联动机制，针对“卡脖子”领域定向设立专业。西湖大学就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依托智库参与政策制定、乡村振兴等，深化产学研融合。

创新文化培育也是重点。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业精神，并为其提供培训、实践基地和孵化平台，提升学生就业与创业竞争力。通过这些举措，新型研究型大学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推动人才与科技协同发展。

新型研究型大学如何才算成功

《中国科学报》：你曾多次在国外访学和出国考察，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有哪些观察与思考？

徐飞：在国外访学与考察过程中，我发现，从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看，国外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强调跨学科整合与实践导向。比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聚焦前沿科学与工程领域，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学生可自由选择课程，构建个性化知识体系，并深度参与企业实际项目、政府研究课题。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这些高校也很注重多元化与国际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通过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并鼓励教师与产业界合作。其不少教师拥有产业经历，能将产业前沿动态引入教学与科研，使人才培养更贴合实际需求。

科研成果转化层面，国外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了高效的转化机制。比如，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设有专门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负责对接企业与科研团队，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则通过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果转化效益。

国外经验虽值得借鉴，但不能完全照搬。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发展需立足本土实际，结合自身国情与产业发展特色，在体制机制、资源整合等方面探索创新，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之路。

《中国科学报》：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成功的关键是做好什么？

徐飞：新型研究型大学成功的突出标志是培养出杰出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作出卓越的社会贡献。因此，精准的学科定位、深度的产学研融合、高效的成果转化、活跃的创业生态、国际化视野至关重要，旨在最终形成“教育—科研—产业”良性循环，同时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

为此，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重点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比如在学科布局上，要瞄准国家战略领域，如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方向，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促进交叉融合；课程体系则要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设计，采用“双导师制”（学术导师+产业导师）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科研和产业项目中锻炼能力。

同时，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更加重视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建立“需求预测—供给调整—成果孵化”机制，推动实验室技术向产业应用转化。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创业孵化模式，提供资金、政策支持，鼓励师生创业，形成“科研—转化—产业”闭环，同时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和青年学者，优化评价体系，激励教师既做前沿研究，又参与产业创新。

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学还要积极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设立创新创业基金、竞赛和孵化器，支持学生将创意落地。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成为“破五唯”先锋

《中国科学报》：作为新型的大学形态，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如何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徐飞：新型研究型大学一方面依赖全球顶尖人才和外部资源，同时面临学术自治的难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在各个方面进行系统优化，既要借助全球资源，又要培育内生动力，最终实现学术卓越与社会贡献的良性循环。

一是建立“人才引进+本土培养”的双轨机制。过度依赖外部精英人才可能导致学术传承断层。大学应建立“全球引才+本土培养”模式，既吸引国际顶尖学者，又通过博士后计划、青年科学家扶持项目培养本土学术骨干，形成稳定的人才梯队。

二是优化治理结构，平衡学术自治与管理效率。大学可采取“学术委员会+产业顾问”的双轨治理模式：学术委员会负责学科规划与科研评价，产业顾问委员会对接市场需求，确保学术研究既保持独立性，又能服务社会。

三是构建多元资金体系，降低单一依赖风险。过度依赖政府或企业资助可能影响学术独立性。大学需拓展资金来源，包括捐赠基金、技术转让收入、校友网络等，同时可设立风险共担的校企联合实验室，既保障科研经费，又避免产业过度干预学术方向。

四是强化社会服务功能，增强长期影响力。可持续发展不仅依赖科研产出，还需深度参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社会问题，提升公众认可度。例如，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通过“社会挑战导向研究”获得政府和社会长期支持。

五是培育独特学术文化，增强凝聚力。在全球化竞争中，大学需塑造独特的学术价值观，如“问题驱动研究”“开放协作创新”等，形成文化认同，减少人才流动带来的波动。

《中国科学报》：排名文化给中国大学带来了很多焦虑。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应怎样看待排名文化？

徐飞：排名文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对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视；另一方面，过度追求排名指标导致了大学的功利化倾向，压缩了多元发展空间。

对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坚持“不为排名所困，不为指标所役”的理念。这类大学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其价值更应体现在原始创新能力、科技成果转化效能、跨学科协同攻关水平等维度。例如，在评价某项科研成果时，不仅要看其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更应关注其是否突破了理论瓶颈、是否具备产业应用潜力、是否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等。换言之，排名可作为办学质量的参考，但不能成为办学方向的“指挥棒”。

在评价标准的革新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应成为“破五唯”的先锋。传统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固化模式，容易催生学术泡沫和人才发展的同质化。

在这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学可探索以下路径：一是建立“目标导向型”评价机制，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制定差异化标准，对致力于原始创新的团队设置“长周期考核”，容忍探索性研究的失败；二是强化“贡献度”导向，将技术专利转化收益、解决行业共性问题的成效、服务国家政策的智库成果等纳入评价体系，打破“论文至上”的单一逻辑；三是推行“同行学术共同体”评价，通过跨学科专家团队的质性评估，识别真正具有突破性的研究；四是试点“代表作制度”，鼓励学者以3~5项最具影响力的成果，包括论文、专利、咨询报告、艺术创作等参与评价，弱化数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破五唯”并非否定学术标准，而是重构更科学的学术价值坐标系。新型研究型大学需以评价改革为支点，撬动人才培养、科研范式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让大学真正成为思想碰撞、创新涌流的生态系统，而非指标堆砌的“学术工厂”。这既是高等教育本质的回归，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中国路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