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下，屏幕光晕流转，依次定格在三件承载历史的藏品上：一份字迹遒劲、纸页泛黄的入党志愿书——它属于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落款是69年前；一面绘制在坐标纸上的五星红旗，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洪朝生之手；一张泛黄的彩色合照，于敏、胡仁宇、高潮、邓稼先、陈能宽五位科学家在新疆马兰基地，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国家试验。

侯云德的入党志愿书。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

于敏、胡仁宇、高潮、邓稼先、陈能宽的合影。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供图

5月30日，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上，这些穿越时光的珍贵藏品，郑重地托付给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它们源自一项历时15年的工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

这是一项宏大工程，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也是一项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工程，更是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在这期间，在全国5000余位采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累计启动700余位科学家资料采集工作，收集实物原件资料15.9万件（套）、数字化资料45.6万件（套）、音视频资料110万分钟，出版科学家传记、绘本等200余册。

“抢救”刻不容缓

2009年5月，中国科协对两院院士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平均年龄74.8岁；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平均年龄73.5岁；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平均每个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

“2009年，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王春法提出，要抢救老科学家的学术资料。”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孟令耘回忆道，“许多老科学家已经步入暮年，他们经历过新旧两个时代，是共和国科技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学术成长资料面临着失散的风险。”

经过数周调研和走访，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由中国科协牵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实施方案》，项目于2010年正式启动。

采集工程主要面向年龄在80岁以上、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或者虽然不是两院院士，但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

“这是真正的抢救性工程。”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兴波说，第一年启动的52个采集项目中，第二年就有十几位科学家离世。

开展工作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些老科学家了解这项工作，配合采访，并且愿意将自己的资料交给一群陌生人？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主任、采集工程首席专家张藜对着通讯录，挨个给老科学家打电话、上门拜访，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

“地质学家谢学锦院士、肿瘤遗传学家吴旻院士、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院士等等，采集工程收到了很多由科学家本人或子女生平积累的日记、书信、手稿等材料。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完整记录，更是现代科学技术相关领域百年来在中国发生、发展的历史写照。”张藜说。

采集工程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种实物资料、文字资料、音像资料的采集、收藏、展示、开发等多个环节。

罗兴波介绍，为了高效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对每一位接受资料采集的老科学家组建一个采集小组，小组人员搭配科学合理：要有理解科学家学科专业的人和相对比较熟悉科学家的人；具有科学史专业背景的人，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还要有懂得情报档案编目的专家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

“在项目启动之初，尽管没有经验，我们还是对这项工作的迫切性、艰巨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做了充分的估计，起草17个基础文件，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作程序、采集质量的规范和有序。”孟令耘说。

基础文件于2017年再次修订，现已成为国内人物类，特别是科技人物类史料收集的规范和标准。

采集消逝的科技记忆

在采集工程的15年里，5000多位采集人员参与其中，他们深入老科学家的家中、办公室，甚至远赴各地，只为抢救那些珍贵的学术资料。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资深专家樊洪业从采集工程之初就提供学术支持，他一次次地背大包随着采集小组辗转南北东西，一篇篇地审阅研究报告、年表。孟令耘还记得，当时樊洪业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学术把关的材料又多，他经常是把纸凑到眼睛跟前逐字逐句去看。

而樊洪业那句“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已成为采集人员之中的流行语，也是他们工作的原则。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玉琛采集小组进行中期评审和项目验收时，汇报人是她的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

“刘旭院士把采集工程做的井井有条，每一项流程都了解掌握，任何细节都抓得很紧。他说这是自己老师的事情，一定要做得特别圆满。”罗兴波说。

在采集过程中，许多科学家的故事令人动容。罗兴波走进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的办公室，那里整齐摆放着他几十年来积累的黄土样本、野外考察照片、工作笔记和手绘地图。刘东生还曾对着录音机，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整整录了44盘录音带。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见证了他一生的科研历程，也体现了他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

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馆藏部工作人员高文静，已投身“采集工程”十余载。在任务最繁重的时候，她需要同时协调200多个采集小组的工作进度，确保这项抢救历史的工程稳步推进。

这份工作的重量，不仅在于庞大的工作量，更在于其中承载的温度与敬意。她清晰记得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随采集小组前往武警总医院探望中国科学院院士颜鸣皋的情景。

“颜鸣皋院士那时已病重在床，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热情而庄重地跟我们每个人握手。已经90岁高龄的他脸庞瘦削，但精神矍铄，跟我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仍然兴致勃勃，护士只好‘强行’打断并请他去休息。”高文静说。

在颜鸣皋院士的口述访谈中、手稿中、照片中，70多年前的场景被一一勾勒和重现。“上世纪50年代，他因参与‘留美科协’并动员同学回国而被美国政府羁押。辗转回国时，他没有带回自己所需的任何物品，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为国家建设所用……”

那份学者风范与赤忱，深深印刻在她的记忆中。高文静说：“我们都喜欢把参与采集工程的老师称为‘采集同仁’。这么多年来，通过采集工程，我们和科学家、科学家家属、采集小组的老师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她时常会接到他们的电话，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有一个关于父子院士谢学锦和谢家荣的故事尤其令她动容。最初，采集小组的采集对象是儿子谢学锦。后来，谢学锦的子女们深感祖父谢家荣的学术贡献同样卓著，希望能为他也进行资料采集。

当两代院士的采集工作都圆满完成后，谢家后辈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请求：将采集到的父亲和祖父的全部学术资料进行数字化，共同存入一个U盘，安放在他们的骨灰盒旁。

“这个细节深深触动了我，”高文静感慨道，“它承载着家属对亲人最深切的怀念，也蕴含着对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他们选择用这种方式，让父辈的精神在数字载体里继续‘呼吸’。”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采集到的资料，细致、鲜活、立体地呈现了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和科学家们生活、科研图景，为研究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保存下一段段真实的记录。

铸就科学家精神殿堂

采集工程开展15年来，这些史料得到系统的搜集、规范的整理。随着海量实物、手稿、音视频资料汇聚成河，大家意识到，这些资料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学术历程，更是一代代中国科学家身上闪耀的精神光芒。

面对这座无形的精神富矿，2018年，中国科协牵头启动了“科学家精神”的凝练工作。在普遍倡导的“科学精神”之外，专门提炼“科学家精神”是否必要？

孟令耘说：“经过讨论，我们认为科学精神是科研工作者共有的价值基石和职业操守，是探索未知世界的普遍准则，而科学家精神则深深植根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特殊历史实践与家国情怀。”

这一共识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正式确认。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对“科学家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与阐述。

采集工程不仅挽救了可能消逝的史料，更凝练并确立了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的精神丰碑。

十五年的采集工程，成果斐然。2024年5月30日，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这些珍贵的藏品，全部纳入到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同时，科学家博物馆也源源不断地收到更多藏品。

2024年底，孟令耘和同事接收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中伟遗存的学术资料。当时迎接他们的是吴中伟三子吴尚民，以及从各地赶来的吴家兄弟姐妹，这是一场被整个家族视为极其隆重的仪式。即使行动不便者，也坚持坐着轮椅前来参与，只为共同完成对父亲珍贵记忆的最后整理与郑重托付。

“交接仪式接近尾声时，吴中伟院士的塑像被家人恭敬地请了出来，安放在一旁。对着装载父亲毕生珍藏的车辆，吴尚民代表全家深深鞠躬。”孟令耘清晰地记着每一个细节，这饱含着吴家全体成员对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最深切的感激和信任。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建成，不仅是采集工程的成果展示，更是科学家精神的具象化载体。”孟令耘说。

在15年的工作中，张藜表示，采集工程还有一项在最初设计时不曾预料到的成果，那就是推动、促进了许多大学、科研机构对本单位史料搜集与研究的重视。

作为研究科学史的专家，罗兴波告诉记者，采集工程为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存下了基础史料，其系统性、规模性在国内独一无二，有助于进一步梳理和丰富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厘清我国科技界学术传承脉络和学术传统，总结探索我国科技发展规律和科技人才成长规律。

高文静说：“我们始终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采集工程，为科学家立传、为科技界立心、为民族和国家铸魂。”

“今年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馆一周年，我们启动了中青年科学家口述访谈和代表性资料采集，面向部分全国学会和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进行史料征集，让这里成为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殿堂。”孟令耘说。